本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运用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康熙朝和雍正朝满汉文朱批奏折、清代官员履历档案等，把汉军官员势力与满官和汉官势力进行对比，进而得出每个阶段汉军官员的群体特点，对清前期汉军官员群体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项社会组织管理形式。该制度起源于明末女真的氏族组织，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成八旗（即后来的八旗满洲），承担政治、军事、生产三种职能。随着后金（清）势力扩大，到皇太极时期，增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至此，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对应着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三种旗人在清代构成了旗人社会。本书是关于清代汉军旗人的研究。清代汉军旗人既不是满洲旗人，也不是汉人和包衣汉人，而是具有一定独特性的群体。汉军旗人与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关系密切，在民族融合趋势下，三者的相同点增多，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融合，国家认同渐趋增强。

本选题以包衣旗人、主要是内务府包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包衣旗人的来源、身份、组织管理、人口构成、教育仕途、职事及社会关系等史实的考察，探讨包衣旗人来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包衣组织起源、演变及隶属关系导致的分类分层的特征，探寻包衣“食皇粮、办皇差”背后清朝统治者在官僚资源、教育资源中为包衣提供特殊待遇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分析清朝皇帝与包衣旗人主仆关系下的信任和忠诚中所蕴含的伦理要求和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原则，进而深入探究八旗组织内在的复杂性和旗人群体的多面性，剖析清代君臣关系以及清朝统治中的私属性，从而为回应清代民族与国家特性的研究寻求一种研究路径和视角。

清代八旗汉军研究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课题，时间跨度为整个清代，涉及八旗汉军从创建到衰亡的发展历程，内容非常丰富。但是，由于时间、学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我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清代中期以前，对清代后期八旗汉军的状况着墨不多，即便是清前期和中期，还有大量才猷干练的汉军旗人，他们的事迹可圈可点。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镶红旗人张广泗等可谓功勋卓著，但命运多舛。汉军镶红旗人黄廷桂，乾隆帝御制怀旧诗，将其列为五督臣之首，诗曰：“西陲用兵时，军需信要务。统勋既罢斥，特用就熟路。擘画实尽劳，诸事皆弗误。而以民为重，从不加征赋。遇灾仍赈恤，人告直陈故。可比主吏萧，关中勤供输。以此论功勋，章服锡异数。为政颇尚严，赫赫名久著。然而公无私，任劳任怨素。两朝所造就，似此诚罕遇。”

《清代法律与清代政治》收录了林乾三十多年来有关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具有影响力的二十多篇论文。作者在大量档案的基础之上，聚焦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清代政治与权力运行、清代社会与结构转型等四个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本书诸文对清代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清代强化皇权政治的方法、清代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等方面，有着深刻独到的审视和见解；丰富的档案史料基础，也使得解读颇具故事性。

《清代法律与清代政治》收录了林乾三十多年来有关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具有影响力的二十多篇论文。作者在大量档案的基础之上，聚焦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清代政治与权力运行、清代社会与结构转型等四个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本书诸文对清代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清代强化皇权政治的方法、清代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等方面，有着深刻独到的审视和见解；丰富的档案史料基础，也使得解读颇具故事性。

由郭松义所著的《清代政治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一书为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本书作为郭松义先生的论文集，收入作者有关清代政治与社会的论文，摘选的每一篇论文都是精华，值得一读。内容含盖清代人口增长、婚姻状况、人口迁移、边疆开发、粮食生产，以及请代政治制度的变化等。

本书在综合利用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家谱、笔记、曲词、小说、舆图、绘画、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北京旗人社会的面貌、特征、变化，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对旗民关系（核心是满汉关系）的发展，也作了多角度分析。《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对开展北京史研究，把握北京的城市特色，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均有价值。对清朝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八旗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清代“省友”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的特殊中介，受雇于州县官员，常年驻守省城，处理州县与省级衙门之间的各类公私事务。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有限。本书在发掘和考证晚清甘肃省友宋树森等人留存的“甘肃省友禀稿信件簿”基础上，全面考察省友群体的性质、来源、收入，以及省友代办州县省务时在信息传递、文书核转、文册造报、钱粮领解、刑名案狱等方面的作用，指出省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在清代集权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人命关天》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全书通过分析清代皇权在刑名体系中的环节性作用，揭开了有清一代如何提升刑名体系的运作效率，以维持全面制度化治下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由此缓解统治合法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