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封爵制度，ISBN：9787507716672，作者：杨光辉著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王朝制度在汉唐间完成了由初创向繁密的演进。与此相应，专门记述制度的典籍、篇章也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出现到“井喷”的发展。本书以中古前期的官制、礼制文献为研究对象，既揭示其由兴起至繁盛的过程，也关注撰述动因、材料来源以及现实功用，进而审视汉唐间制度文化的变迁，观察支撑体制成长的社会土壤。本书重新清理“汉官六种”、《齐职仪》等重要的制度文献，夯实制度史研究的史料基础；系统地梳理汉唐间制度撰述从出现到兴盛的历程，发掘文献之间的关联，揭示趋势与影响；将制度著述从取材、撰写到传播的各个环节纳入考察范围，丰富古代文献研究的视角；由制度文献的书写、阅读探求中古学者围绕制度的认知与期许，进而观察制度文化的变迁，拓展对于官制、礼制史料的解释路径；将撰述制度这一文化活动置于汉唐间体制变迁、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审视，为理解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打开新窗口。

本书以汉唐佛寺为视角，展示它的各种人文内涵，是一部汉传佛教上升时期的具象文化史。全书分九篇共70万字。“寻蓝篇”—伽蓝分布与型制演变；“造设篇”—施主层群及造寺心理，寺等、寺名、佛寺景观的文化意韵；“基壤篇”—寺院土地制度、经济结构、教团阶级关系；“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佛寺管理，僧官僧职；“科门篇”—译场、义林、禅窟、律镇、声业及诸宗祖庭；“妙相篇”—寺院与窟寺绘画雕塑区群、艺术风格类型；“文苑篇”—释门人文撰述与文学创作；“艺技篇”—佛寺乐舞、戏弄、书法、茶道、医药、历算；“辅世篇”—寺院的岁节、教育、庋藏、寄宿、悲田养病、造林环保等社会文化功能。书中并附有精美插图及佛寺分布示意图。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