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 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 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展开全部)

201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商议，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兼及唐以前其他历史时期，在精选的300余件展品中，一级文物达189组件）举办“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献礼。

201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商议，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兼及唐以前其他历史时期，在精选的300余件展品中，一级文物达189组件）举办“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献礼。

《佛教文化与历史》主要内容：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一—西晋（公元148—316）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一一隋（公元317-617）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一北宋（公元618—1126）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一一清（公元1127-1912）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一一旧译时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一—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展开全部)

《佛教文化与历史》主要内容：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一—西晋（公元148—316）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一一隋（公元317-617）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一北宋（公元618—1126）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一一清（公元1127-1912）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一一旧译时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一—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展开全部)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关于中国水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文集,内容包括了水历史与水文化理论的探讨,中国古代城市水治理问题、边疆地区水环境治理问题、少数民族水文化问题研究等广泛领域,其中一些文章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本书理念新颖、内容广博、学理性强、具有国际视野,涉及的一些领域在国内外都是具有前沿性的,是从人文视野研究中国水问题及国际交流的最新成果。两位当代国际公认的水科学大家亲自为本书作序。

《文化与文化自觉》选编的是费孝通教授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论著。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96年11月任民盟中央民誉主席，1998年6月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十余年间的原创文化论著共计51篇。这个时期也是费孝通先生最终形成并完善“文化自觉”理论的时期，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本书汇集了费老一生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助于费老学术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理论的研究与传播，让读者充分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对党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指导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