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涵广事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概括为：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但于宋代推行雕板印刷之前，包括地方志书的汉唐文献典籍，仅凭手写传钞，故社会流传受到极大限制。至于宫内所藏孤本秘籍，在历代社会动乱中，屡遭浩劫，毁失情况亦亟严重。隋代牛弘曾列举古籍“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书，二为王莽之燔宫，三为董卓之祸乱，四为刘（渊）石（勒）之陷洛，五为萧绎之毁书。南宋胡应麟则历数周隋以来复有“五厄”，大业、天宝、广明、靖康、绍定，通前为之“十厄”矣！以故，早在南宋时郑樵即惋叹“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至于地方志书，因当时钞本既少，亡佚尤为惨重，留传至今者，仅千分之四五耳。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大遗憾。 不幸中值得庆幸的是，六朝唐人史注、唐宋类书、地理志以及文集笔记等，多征引汉唐方志的一些记述...(展开全部)

《永乐大典》是我国明代永乐初年修纂的大型类书，今虽残存八百余卷，但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典籍。《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凡九百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一百八十余种，其余方志七百余种亦均为明初方志，极为宝贵。本书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不仅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新地方志修纂亦有借鉴意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获中国出版集团2004年度学术著作、重点图书专项出版补贴。

本书内容为辑录宋、辽、金、元失传方志之佚文，传世方志不收,所收内容多来自于《永乐大典》残卷、《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综合性地方志书，部分条目来自于古人对名人的诗词注释文中。

唐自天宝，方镇始盛，权任之重，沿袭江左；节度之目，改由总管。观察、处置，本为采访，至德而后，开河诸道，多以节度兼领观察；江湖僻远，则以观察而带团练；邕容诸管，又名经略。质而言之，皆方镇也。

本书为清史项目之一。清中辑佚兴盛，对历代佚书逸文的搜辑工作，是清代考据学的一大亮点。过去清史和清代辑佚研究对这方面的关注，或集中于《永乐大典》的辑佚，或集中在几位大家身上，以有清一代为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该书作者通过钩稽、梳理相关史料，目前考证出清代有辑佚成果者456人，辑本种类广涉四部几近万卷。对清代辑佚者及辑本进行汇考、对《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进行纠缪补阙，对四库馆臣以及戴震、周永年等名家辑佚的评述，可见作者之创见。作为一项阶段性成果，它的面世，有助于促进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析津志是一部元末人记述元大都的书,从中可以见到元大都和金中都有关官署、水道、坊巷、庙宇、古迹、风俗等难得的资料，是现在发现的最早专写北京地方史的著作。此书成于元代，明朝初年尚很流行，明初编撰的北平图经志书、顺天府志等书都从析津志中采择了不少资料。

介绍浙江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地方志，以及他们的存废、收藏和出版情况，是研究浙江地方史必备的参考书。

《汉唐道教论集》主要内容：长期培养出每日勤读的习惯，岁增寿添，龄逾甲子，更能领悟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微言及佛教禅宗所主“不立文字”的奥旨缘由。凡古今一人之著述，文字必有偏谬，所见未得其精，已遗其粗，人我两误，害莫大焉。至于庸滥浮作，罪过尤甚。初唐高道体玄先生潘师正，隐山中，精修至道终生，无所忮求，不立文字，品高身洁，远离陷障。景慕千古，私心亦深所向往不已。

上将封武帝为申公，裂土分疆。 朱焕：”我朱氏裔也，不得封明公乎？“ 刘协双手一摊：”古时有明国乎？不若封吴越？“ 朱焕：”我朱氏唐尧之后也，不得封唐公乎？“ 这是一个土著男人从鬼门关回来，在汉末奋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