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史官制度的演变大势为：两汉是新旧两种史官制度的交替时期，天官、史官分道扬镳，先秦史官制度衰落，新的史官制度即著作官制开始萌生。魏晋时期著作官制确立，修史机构、史官组织编制、撰史和记注制度均已形成，并显示出颇有活力的修撰机制。南北朝时，著作官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史馆、国史监修，著作、记注相分并各有专官。隋至唐初对于历史和史学的两大总结，著作官制活力不够，经过唐太宗的改革，别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形成完善的史官制度。 两汉与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两汉大变属新旧交替，是著作官制生成之前因；唐初大变为改进与完善，是著作官制发展之后果。著作官修史制度历魏晋南北朝隋，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400年，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 　　著作官制是...(展开全部)

官制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曾被誉为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本书以元朝官制的形成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前四汗时期官制研究中比较薄弱之处，修正了前人的一些普遍看法。本书认为，元朝的官制主要形成于三个时期：一是太祖朝，二是太宗朝，三是世祖朝。世祖朝奠定的有元一代官制是在继承延续前四汗时期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适当补充和更新，世祖的“采行汉法”其实也是前四汗时期政治实践的继续和自然演变，而不是另起炉灶。前四汗时期和世祖继位后时期两个阶段间政治制度上一脉相承的一面，研究者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金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下编《元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该书详细梳理了金元时期散官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散官的授予途径，散官所承载的意义等问题，对于散官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金元时期的官制问题。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总结和集在成者，便是清朝的文官制度。本书从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层面对清朝文官制度的特点、体系、原则与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与研究；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制度史研究作品，作者不仅利用了《明实录》、《会典》等传统官方文献和明人关于宦官的专门记录，而且从碑刻、墓志、地方志等材料中发掘出大量有价值的记载，对于深刻、全面理解明代宦官制度的细节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借助这些材料，作者不仅就二十四衙门探讨了明代宦官的机构组成、权力关系、使职差遣，而且对以往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厘清，如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制、边、省内官沿革、宦职与有司之间关系、宦官数量，等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作者还制作了一些统计表，明确了过去不甚清楚的问题，在宦官制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