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墓志116方以及安阳市博物馆藏墓志38方，其中出土的墓志包括后赵墓志一方、北朝墓志十方，隋代墓志九方，唐代墓志四十方，宋代墓志十五方，元代墓志一方，明代墓志三九方，清代墓志一方等，具有较高历史、文学、书法价值。

《沧州出土墓志》所收明清之志，因受科举的影响，书风长时间地框制于馆合之风。此卷虽未能免俗，但不乏名家之作，如姚夔所书《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谧忠肃王公（翱）墓志铭并盖》，马中锡撰文、程敏政篆书《明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公（圮）配封太淑人张氏墓志铭并盖》，石瑶撰、周壁书、刘棨篆的《明故南京户部尚书张公（缙）墓志铭并盖》，以及前已提到的清翁方纲书纪昭墓志，清刘墉书纪碑墓志，清陈万全书纪汝备墓志，纪昀撰文、初彭龄书丹《清交河县岁贡生苏公（兰成）友菊墓志铭并盖》，董诰撰篆、翁方纲书作《清诰封中宪大夫广东粮储道疏斋叶公（迫）墓志铭》，陈宝琛撰书，徐世昌篆额的《清诰（讠受）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之洞》墓志铭并盖》等皆是或书名盛于当朝，或即以书家驰名一代，作口都有值得品味的书法艺术珍品。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清代学者王引之篆书《清诰授...(展开全部)

本书收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江西出土宋元时期墓志、地券拓本共763件，全书分编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墓志卷》，收墓志拓本图像300件；下册为《地券卷》，收地券拓本图像463件。本书所收墓志地券拓本，除少数曾刊出外，绝大部分均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墓志卷》共300件，其时代主要集中于宋元两代，具体包括唐代1件，南吴1件，宋代163件（北宋12件，南宋143件，可判断为宋代者8件），元代127件，另有可断定为宋元时期但具体年代不详者8件。依据墓志铭文中记载的墓主籍贯或葬地，可推断墓志分布的大致地点分别是历史上江西的抚州、临江、洪州、饶州、建昌、信州、袁州、南康、赣州、江州等地。 《地券卷》共463件，其时代主要集中于宋元两代，具体包括唐代1件，北宋132件，南宋231件，宋代年号不详者42件，元代49件，另有8份朝代不明。根据这批地券文本书写格式和目的...(展开全部)

《陕西出土东周玉器》的内容，以东周秦国玉器为主，兼及一部分春秋晚期楚式玉器。按时期先后及不同国别，分别论述，巨细无遗，条理清晰，是研究东周玉器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按秦自襄公立国之后，锐意发展经济和军事，而文化却相对滞后。尽管如此，秦国玉雕却别具一格，自成系统，成为东周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坊问出版的中国古玉专著，便刊载有传世的泰国玉器(见苏蒙尼：《中国古代玉器》一书)。然而当时人们对其国别族属毫无所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凤翔(春秋秦国都城所在地)秦国宫殿建筑遗址及墓葬，先后出土为数可观的秦国玉器。笔者通过综合分析及对比，确定秦式玉器的特点(见拙文《春秋秦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1993年)。此后，春秋秦国玉器仍不时发现，有的其出土地点竟远在陕西境外。由于云辉先生不间断的广泛搜集，《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收录的...(展开全部)

《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清理的秦、汉、北周、隋、唐及元代壁画，共计388幅。这些壁画中绝大部分为墓葬装饰壁画，内容涉及广泛、题材多样，以云气、星辰、日月、仙人、神兽、瑞禽、人物、建筑为主要描绘对象，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理念、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和艺术水平，向人们展现了陕西境内不同历史时期壁画的制作技艺、绘画特点及布局风格，并揭示出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为研究同时期其他历史遗存与文化内涵提供了极为珍贵可靠的资料依据。《壁上丹青》收录的大部分壁画为未出版资料，属该领域内鲜为人知的艺术瑰宝，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较高的观赏价值。 《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可供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及美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参考使用。

陕西地区蒙元陶俑的出土发现始自1950年，直到现在出土陶俑已逾千件。但是这些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的古代雕塑大多散存于陕西各地博物馆、考古机构和研究机构，有些甚至深藏库房，世人难得通观。本书将六十余年来的考古出土精品加以甄选，将Z具代表性的198件（143组）陶俑分五大类别精心编排，高清图片配以专业等比例考古线图，以及详细出土信息和墓葬统计表，既展现了古代雕塑艺术之美，又给艺术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Z为专业和翔实的珍贵资料。

本书收录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志，起自东晋十六国，止于唐末。全书分“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墓砖”“唐西州时期墓砖”“附属资料”三部分，每部分按照墓志纪年先后为序排列。墓志先列录文，后附考释与参考文献的出处，并著录人名、墓志纪年、砖质、书写形式、尺寸、出土年代、出土地及收藏地。其中“附属资料”特别收录与高昌或唐西州有关而非吐鲁番出土之墓志十余件。另附“索引”，有铭文内容的人名、地名、官名官号、墓葬编号等项索引，极便检索。

北京地区历史悠久，石刻文物众多。石雕文物姑且不论，仅石刻文字就可分为刻石、摩崖、石经、碑碣、墓志等多类其中，墓志数量极大，即使粗略估计，也有一千合以上。最早为一九五六年石景山区八宝山西出土的西晋永嘉元年（三○七）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志，最晚直至民国时期。其间各代都有。大致而言，北齐、隋较少，唐及辽、金、元较多，明、清最多。不少墓志极具价值，引起学术界浓厚兴趣。如：唐史思明墓出土玉册四。余枚、二百余字，是研究「安史之乱」后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辽、金时期张氏家族《俭、嗣甫、馆、琪》墓志，为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豪家世族提供了资料。元人华巴基斯坦人铁可墓志、趟孟俯书丹的重臣张弘纲墓志，对研究当时的外交与内政极有裨益。还有明太监刘忠墓志、清太监李莲英墓志碑等，对研究明代宦官的宗教文化生活和清代宦官的宫廷政治生活也很有帮助。而这都与北京的城市发展以及北京一直...(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