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除导言外，共有二部分组成：“犯罪与犯罪人”以及“制裁：刑罚与保安处分”在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刑法的重大原则，犯罪的特有构成要件、犯罪人与刑事责任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有关刑事制裁各项原则，制裁适用等问题。

本书是日本立命馆大学松宫孝明教授的《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的中译本。相较于日本其他同类教科书，本书的特色在于：在问题的思考上，作者反对仅对问题作个别的、权宜的解释或解决，而是基于“同样的事情作同样的处理”这一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重视对问题的体系性思考与法概念的统一性运用，并且强调对法律的解释应当忠实于法律文本本身。同时，本书没有受困于历来将刑法理论的对立全部还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对立的日本刑法学思潮，而是以规范主义、机能主义的刑法思想和“积极一般预防论”为基础，力求探明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对立根源，并根据当今社会的状况展开刑法所应依据的客观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结合德、日大量学说和判例，对犯罪体系、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未遂犯、共犯、罪数、刑罚等刑法总论基本问题作了精致而又富有创见的演绎和阐释。

本书是日本立命馆大学松宫孝明教授的《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的中译本。相较于日本其他同类教科书，本书的特色在于：在问题的思考上，作者反对仅对问题作个别的、权宜的解释或解决，而是基于“同样的事情作同样的处理”这一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重视对问题的体系性思考与法概念的统一性运用，并且强调对法律的解释应当忠实于法律文本本身。同时，本书没有受困于历来将刑法理论的对立全部还原为“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对立的日本刑法学思潮，而是以规范主义、机能主义的刑法思想和“积极一般预防论”为基础，力求探明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对立根源，并根据当今社会的状况展开刑法所应依据的客观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结合德、日大量学说和判例，对犯罪体系、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未遂犯、共犯、罪数、刑罚等刑法总论基本问题作了精致而又富有创见的演绎和阐释。

《日本刑法精义(第2版)》是一本以教学需要而编，以作者多年研究和讲授日本刑法学的经验与心得为基，对日本刑法理论知识与现实判例进行全景式展现的刑法学教科书。分为总论与各论两篇，除了对刑法所规定的具体制度进行探讨之外，还大量剖析和展现了具体制度后面所隐藏的理念和价值观，以求读者能够对日本刑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

《日本刑法精义(第2版)》是一本以教学需要而编，以作者多年研究和讲授日本刑法学的经验与心得为基，对日本刑法理论知识与现实判例进行全景式展现的刑法学教科书。分为总论与各论两篇，除了对刑法所规定的具体制度进行探讨之外，还大量剖析和展现了具体制度后面所隐藏的理念和价值观，以求读者能够对日本刑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

全书分为总论篇和各论篇两大部分。书中阐明日本战后刑法理论的出发点是对战前流行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刑法理论进行反省，具体包括：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的基本概念、对财产的犯罪、对公共信用的犯罪等内容。

高桥则夫教授的《刑法总论》是一部专著性教材。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在维持教科书的基本体例的同时，将规范论的分析框架引入刑法解释论之中。简言之，刑法规范最为完整地体现了“行为规范+制裁规范”这一规范论的构造形式，行为规范以面向将来的法益保护为目的，坚持事前判断，而制裁规范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导向，坚持事后判断。由此，推导出了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刑法中的所有概念都可以在这一规范论框架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并将规范论的分析模式注入刑法解释论中。本书正是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相融合的典范，正如高桥则夫教授所笃信的：没有规范论的刑法解释论虽然是可能的，但却是没有灵魂的。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犯罪是违反行为规范进而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本书依次论述了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成立理论、未遂论、正犯与共犯、犯罪竞合论以及刑罚论等问题，全面展示了现代刑法学的基本原理。 本书的特色在于:（1）按照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讨论犯罪成立的主观、客观要件和犯罪排除事由，实现体系上的创新，在“体系的思考”上迈出了关键步伐。（2）反思现行的刑法学研究方法，对于刑法总论的关键问题都提出了独到、深入的见解，在建构“精巧的刑法解释学”方面进行了尝试，在“体系的思考”中凸现“问题的思考”。（3）重视社会发展和刑法制度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强调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促进公众认同与刑法制度之间的互动。（4）提倡学派论争，对刑法诸问题的解释与作者一直坚持的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保持紧密关联，尤其是结合现代刑法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对客观归责、事实认识错误、过失犯、未遂犯、不能...(展开全部)

《刑法总论》的特色在于：（1）按照阶层的而非平面结构的理论，讨论犯罪成立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实现体系上的创新，在“体系的思考”上迈出了关键步伐。（2）反思现行的刑法学研究方法，对于刑法总论的关键问题提出独到、深入的见解，在建构“精巧的刑法解释说”方面进行尝试，在“体系的思考”中凸现“问题的思考”。（3）重视社会发展和刑法制度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强调刑罚的积极预防功能，促进公众认同与刑法制度之间的互动。（4）提倡学派论争，对刑法诸问题的解释，与作者一直坚持的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保持紧密关联，最大限度地贯彻了思维的前后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