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十三朝古都洛阳古墓众多，历史上曾经出土过大量古代墓志。这些墓志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墓志上的书法纹饰还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民国时期的洛阳著名碑帖商郭玉堂经过多年寻访，收集了洛阳出土的大量碑刻墓志的拓片，并于1909年在洛阳东大街开了一家名号为“墨景堂”的碑帖店，专营拓片生意。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上海博物院院长徐森玉、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等名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还聘请郭玉堂为院外考古采访员、馆外名誉调查员等。 1939年，郭玉堂集毕生精力著成《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一书，并请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新安人王广庆为该书校录、作序。全书共记载了从洛阳邙山出土的3290方碑刻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及经过，为后来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发掘、考证陵墓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十三朝古都洛阳古墓众多，历史上曾经出土过大量古代墓志。这些墓志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墓志上的书法纹饰还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民国时期的洛阳著名碑帖商郭玉堂经过多年寻访，收集了洛阳出土的大量碑刻墓志的拓片，并于1909年在洛阳东大街开了一家名号为“墨景堂”的碑帖店，专营拓片生意。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上海博物院院长徐森玉、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等名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还聘请郭玉堂为院外考古采访员、馆外名誉调查员等。 1939年，郭玉堂集毕生精力著成《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一书，并请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新安人王广庆为该书校录、作序。全书共记载了从洛阳邙山出土的3290方碑刻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及经过，为后来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发掘、考证陵墓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书收录洛阳地区的地上石刻及部分出土文物270余件，按照石刻的性质分为宗教石刻、陵墓石刻、建筑石刻、民俗石刻四类编排。以图为主，有简明文字说明。所手石刻类型多样，时代跨度从东汉到明清，零散文物收集不易，其中许多为首次发表，为历史研究、文物考古及美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本书收录见于近几年著录的洛阳出土墓志1785方，按照墓主葬年时间先后编排，涉及东汉至民国18个历史时期，其中以唐代墓志居多。每方墓志著录首题、墓主卒葬时间、志石尺寸、志文行字、书丹者、墓志出土地点及收藏处所、资料出处等信息。书后编制墓主姓名索引，附录几种相关墓志书目录。

据著者原序自述：“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鉴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该书所记，计有43寺（其中尼寺4所）及《宋云、惠生使西域行记》、《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两篇。所载洛阳名寺，以兴废沿革为纲，然按远近次序，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叙事简明扼要，文笔 丽秀逸，不仅是一部寺庙志，提供了关于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也记述了洛阳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的荣衰变化，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卷五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行记》则是研究古代中亚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曾为隋、唐、宋、元、明各代诸家著述所引用，可见流传甚久，但现存最早刻本系明代中叶后的三种刻本。《洛阳伽蓝记》的原书，据唐代刘智几《史通》补注篇...(展开全部)

北魏杨炫之撰写，又称《伽蓝记》。梳理了洛阳各寺庙的地理概况及历史沿革，极富文学色彩，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为一身的经典名著，历来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被称作北魏文学史上的双璧。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街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感慨历史变迁的一部记叙性作品。其内容以记录洛阳佛教寺庙为主，同时它又记叙了当时许多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传闻故事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还原了历史事实，对正史中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部优秀的历史地理名著，又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颜氏家训》并称为我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洛阳伽蓝记》全书共分为五卷，首先为序城门表，其次以城内为始，次及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由近而远，介绍详备，轮廓鲜明，俨然一体。其文体结构是一寺一条，这使得原著条理明晰，读者读后了然。《洛阳伽蓝记》以地志为经，史事为纬，正文简要，注笔详密，行文流畅，寓意深刻。“言时事，每杂以怪诞，发规谏，则显示神明，旁征博况”，可以说是将思想和观点巧妙地融合于历史性的记载和文学性的描述中去，引人入胜，发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