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

李大龙（1964-）：河北省河间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2000年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20余年，侧重汉唐边疆管理机构、民族关系、高句丽与中国疆域形成等诸多领域。 主要著作：已经出版《两汉时期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汉唐藩属制度研究》（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合著）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绪论》（合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随着海外贸易愈发兴盛，海商群体日益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经营对高丽的贸易。在时断时续的宋丽关系中，宋商不仅灵活自主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还充当着宋丽之间政治、文化交往的媒介，承担着使臣往来、文书传递、难民遣返、文化交流等功能。纵观整个宋代，宋商每年都会常时性地往来高丽，甚至常驻半岛，随时展开贸易；宋丽在文化上也基本实现了“实时”交流。茫茫大海并非阻断交流的重重屏障，而是你来我往的通衢大道。 本书针对宋商这一已颇有研究积淀的课题，不囿于“宋商”“来献”等字眼，通过爬梳《东国李相国集》《大觉国师文集》《湖山录》《破闲集》等高丽时代的文集和宋代相关文献，揭示出许多能够证明有更多的宋商从相当早之前开始便尤为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的间接证据，并据此制成《宋商往来表》以示宋商往来高丽之频繁程度。在钩沉史料并另赋新解的基础上，本书重...(展开全部)

本书在中韩日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韩日三方史料，特别是有关的地理志、地图、踏查记及勘界谈判资料等，对清代中朝边界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中朝边界史的难点、疑点问题有所突破。

本辑档案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曾得到韩国汉城市立大学汉城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eoul Studies Seoul City University）的资助。

滿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歷時二百六十八年，其能維持長久之統治原因很多，但沿襲前朝體制，加以增刪，創造出一套組織嚴密、行政效率頗高之行政體系，實為維護其政權歷久不衰之重要因素。 清世宗由於其精力過人，見識頗豐，因此其對行政組織及吏治整頓上之改革，對清代日後之發展有重大影響，因此本書便從世宗之行政改革措施為切入點來探討清代行政體系，並分別從中央、地方兩方面來探究。 就中央方面所探討者有清代大學士、軍機處、都察院、都院大臣之開遷模式、內務府、通政使司；而地方方面則從總督、道員、知府、知縣與州縣衙役方面來探究，期能讓讀者對清代官制有進一步的了解。

《清代学额研究》一书是对清代学额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综合利用多种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清代全国各地府州县学、专设学额数量的变迁，总结归纳了清代学额制度运作的规律与特点，包括：学额总例的适用性，学额的恩广和捐广，学额与生员数量的估算，散厅、废县、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专设学额、寄籍、随粮就试与冒籍，府学学额的分拨，特殊时期的缺额，学额与清代科举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科举、地方文化、社会治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本书以《清史稿·刑法二》对清代刑罚种类的总结为基础，将内容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为死刑，下篇为流、徒、笞杖、枷号、赎刑、锁带铁杆（石礅）等刑罚。本书在研究某种具体刑罚时，重点研究其执行（实施）等方面内容。对新出现的锁带铁杆、石礅刑和晚清被普遍使用的站笼刑，本书还会详细研究其产生（被推广实施）的原因。在研究死刑等刑罚时，还会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刑罚书写等问题。先行有关清代刑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个具体刑罚（以死刑和流刑的研究为最多），缺少对清代刑罚的整体把握。本书不仅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每个具体的刑罚，还力图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刑罚的特点和演变趋势。本书通过对宋、元、明、清被处决人数的对比，认为清代总体上实施的是轻缓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