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

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李大龙（1964-）：河北省河间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2000年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20余年，侧重汉唐边疆管理机构、民族关系、高句丽与中国疆域形成等诸多领域。 主要著作：已经出版《两汉时期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汉唐藩属制度研究》（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合著）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绪论》（合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李大龙（1964-）：河北省河间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2000年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20余年，侧重汉唐边疆管理机构、民族关系、高句丽与中国疆域形成等诸多领域。 主要著作：已经出版《两汉时期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汉唐藩属制度研究》（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合著）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绪论》（合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随着海外贸易愈发兴盛，海商群体日益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经营对高丽的贸易。在时断时续的宋丽关系中，宋商不仅灵活自主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还充当着宋丽之间政治、文化交往的媒介，承担着使臣往来、文书传递、难民遣返、文化交流等功能。纵观整个宋代，宋商每年都会常时性地往来高丽，甚至常驻半岛，随时展开贸易；宋丽在文化上也基本实现了“实时”交流。茫茫大海并非阻断交流的重重屏障，而是你来我往的通衢大道。 本书针对宋商这一已颇有研究积淀的课题，不囿于“宋商”“来献”等字眼，通过爬梳《东国李相国集》《大觉国师文集》《湖山录》《破闲集》等高丽时代的文集和宋代相关文献，揭示出许多能够证明有更多的宋商从相当早之前开始便尤为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的间接证据，并据此制成《宋商往来表》以示宋商往来高丽之频繁程度。在钩沉史料并另赋新解的基础上，本书重...(展开全部)

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随着海外贸易愈发兴盛，海商群体日益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经营对高丽的贸易。在时断时续的宋丽关系中，宋商不仅灵活自主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还充当着宋丽之间政治、文化交往的媒介，承担着使臣往来、文书传递、难民遣返、文化交流等功能。纵观整个宋代，宋商每年都会常时性地往来高丽，甚至常驻半岛，随时展开贸易；宋丽在文化上也基本实现了“实时”交流。茫茫大海并非阻断交流的重重屏障，而是你来我往的通衢大道。 本书针对宋商这一已颇有研究积淀的课题，不囿于“宋商”“来献”等字眼，通过爬梳《东国李相国集》《大觉国师文集》《湖山录》《破闲集》等高丽时代的文集和宋代相关文献，揭示出许多能够证明有更多的宋商从相当早之前开始便尤为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的间接证据，并据此制成《宋商往来表》以示宋商往来高丽之频繁程度。在钩沉史料并另赋新解的基础上，本书重...(展开全部)

宗藩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对外交往模式，伴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宗藩关系也走过了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程。特别是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宗藩关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并且在列强入侵、国内革命和东西方不同的外交模式激烈撞击中宣告终结。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清代的中朝宗藩关系表现出变化多样、内涵丰富、性质突出等鲜明特征，成为宗藩关系的典型形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书在中韩日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韩日三方史料，特别是有关的地理志、地图、踏查记及勘界谈判资料等，对清代中朝边界的形成、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中朝边界史的难点、疑点问题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