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展开全部)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展开全部)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围绕《左传》文献，将成书、史料、撰述等方面加以贯通，将上述问题置入春秋战国史著形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献形成与历史书写，并以此窥看早期史书的形成与东周史学的新特征与新变化。本书有助于加深、拓宽、补充《左传》现有研究，以最新的材料与方法重新审视《左传》文献各类问题。

莱布尼茨奖得主薛凤、生物学史领军人物柯安哲 从梁启超与李约瑟出发，回顾科学与人文学间对立而纠缠的发展脉络 让物质自己说话，勾勒当今科学史研究的前沿范式 ——从强调理念和理论，到关注实验和实践的角色，“物质转向”为科学史研究带来了怎样的新问题和新路径？ ——物品、成分、工具、操作、档案、建筑……我们如何通过包罗万象物质性因素揭示科学和技术变迁的轨迹？ ——从中国古代的蚕桑业到美国20世纪原子能的应用，怎样将科学知识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其生成和扩展的方式？ ——数字人文的方法如何帮助学者实现对历史文献的“深度阅读和分析”，重构数据背后的政治经济、知识经济等问题？

3-5世纪的魏晋精英，以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了独具特质的政治文化。本书自这一主体的登场、全盛与流亡阶段，择取“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和《劝伐河北书》三组关键文本，分别从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的维度，对上述历史现象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考察。各章多着力于文本面貌、结构与语境的复原，以新的问题意识唤起陈旧材料的生命力，追索历史书写背后的时代之音。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以史家之法，幻化于读者目前，是谓“观音”。

3-5世纪的魏晋精英，以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了独具特质的政治文化。本书自这一主体的登场、全盛与流亡阶段，择取“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和《劝伐河北书》三组关键文本，分别从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的维度，对上述历史现象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考察。各章多着力于文本面貌、结构与语境的复原，以新的问题意识唤起陈旧材料的生命力，追索历史书写背后的时代之音。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以史家之法，幻化于读者目前，是谓“观音”。

本选题首先对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方志编纂情况进行全面整体梳理、总结，并以之为资料基础，使用“历史书写”的研究路径及具体方法，将方志视为理学教化笼罩下被书写、建构形成的文本，通过对明清安庆方志中的理学传、列女传、孝友传、忠义传（忠节传）、隐逸传等人物传记的文本进行解读，总结出明清理学教化思想渗入方志文本书写的几个具体途径：首先是对入志人物的选择，对应不同时代相应的理学价值观念选择不同人物；其次是对入志人物按照理学教化的标准，进行模式化的人物书写，塑造出符合理学教化标准的人物形象；再次是对前志已经出现的人物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进行书写，以体现不同时代理学价值观念；最后是采取突出理学伦理道德标准的“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方法。而这些理学教化影响下的书写手法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理学教化，方志书写对于理学教化的认同和推崇，也构成了明清时期安庆地区开展理学教化实践的一...(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