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首次系统研究清史《文苑传》，揭示了清朝关于古文史、诗歌史和经世学史整体论述的形成过程。本书有几篇文章是讨论与清史《儒林传》相关的历史，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等几篇论述了清史《儒林传》的稀见档案，该文2017年发表于中国历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论《清史稿儒林传》礼学论述格局的形成，是讨论《儒林传》的学术记载之一斑。阮元，翁同龢和章学诚，是清代学术政治领域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本人基于国史馆档案，讨论了他们在国史中的形象书写，对近代学术史有所补充。清史《文苑传》的几篇，是本人对于清史《文苑传》档案的初步研究。如《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发表于中国古典文学唯一专业核心期刊《文学遗产》。本文研究全部基于学界较少使用的清史《儒林传》和《文苑传》档案，实事求是，每篇文章均提出了原创性观点。本书是《清华历史文丛》之一，体现了...(展开全部)

本书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首次系统研究清史《文苑传》，揭示了清朝关于古文史、诗歌史和经世学史整体论述的形成过程。本书有几篇文章是讨论与清史《儒林传》相关的历史，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等几篇论述了清史《儒林传》的稀见档案，该文2017年发表于中国历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论《清史稿儒林传》礼学论述格局的形成，是讨论《儒林传》的学术记载之一斑。阮元，翁同龢和章学诚，是清代学术政治领域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本人基于国史馆档案，讨论了他们在国史中的形象书写，对近代学术史有所补充。清史《文苑传》的几篇，是本人对于清史《文苑传》档案的初步研究。如《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发表于中国古典文学唯一专业核心期刊《文学遗产》。本文研究全部基于学界较少使用的清史《儒林传》和《文苑传》档案，实事求是，每篇文章均提出了原创性观点。本书是《清华历史文丛》之一，体现了...(展开全部)

本书收录了从中华民国建立到2012年这100年间，国内外研究清代历史的所有书籍，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民族、宗教、外交等共16个大类；下编分为经、史、子、集、丛书、档案共6大部分，收入书目近4万条，200万字。本书邀集海内外清史学术名家，耗时数年，精心编纂而成，基本涵盖近代以来所有对清代问题的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工具书。

本书收录了从中华民国建立到2012年这100年间，国内外研究清代历史的所有书籍，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民族、宗教、外交等共16个大类；下编分为经、史、子、集、丛书、档案共6大部分，收入书目近4万条，200万字。本书邀集海内外清史学术名家，耗时数年，精心编纂而成，基本涵盖近代以来所有对清代问题的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工具书。

东林党人在世人心目中，主要是忠诚、刚正、伟岸的正面形象，后人对他们普遍抱有同情和崇敬之情。东林的这一形象，有其形成、塑造、接受、传播、固化的过程。东林活动的明末自然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而清代官民对这一形象的大体接受、传播，既前承明末的已有基调，又后启近当代，影响了近当代对东林、非东林及晚明党争是非等问题的评述，到今天仍方兴未艾。 本书上编主要考察晚明东林人士及其支持者对东林形象塑造和维护的诸多表现，下编侧重探讨清修《明史》对东林的书写情形及因由。《明史》总体上为东林立佳传，而把跟东林对立的人物归入《阉党传》《奸臣传》，代表了对晚明两党及其争斗历史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这一问题的判定。但其对东林话语的接受与传播又是选择性的，即一方面在主流上为东林立佳传，称赞东林部分人士的高洁品格和忠义举动；另一方面其字里行间也常有所谓“抑扬顿挫”之意，批评东林...(展开全部)

东林党人在世人心目中，主要是忠诚、刚正、伟岸的正面形象，后人对他们普遍抱有同情和崇敬之情。东林的这一形象，有其形成、塑造、接受、传播、固化的过程。东林活动的明末自然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而清代官民对这一形象的大体接受、传播，既前承明末的已有基调，又后启近当代，影响了近当代对东林、非东林及晚明党争是非等问题的评述，到今天仍方兴未艾。 本书上编主要考察晚明东林人士及其支持者对东林形象塑造和维护的诸多表现，下编侧重探讨清修《明史》对东林的书写情形及因由。《明史》总体上为东林立佳传，而把跟东林对立的人物归入《阉党传》《奸臣传》，代表了对晚明两党及其争斗历史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这一问题的判定。但其对东林话语的接受与传播又是选择性的，即一方面在主流上为东林立佳传，称赞东林部分人士的高洁品格和忠义举动；另一方面其字里行间也常有所谓“抑扬顿挫”之意，批评东林...(展开全部)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展开全部)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展开全部)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 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