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武英殿修书处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府出版机构，出版数量和质量皆位列前茅，但大量档案尚未整理出版而致研讨未深。为进一步摸清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与故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商定合作整理出版《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事宜，并于2006年申报故宫博物院科研项目立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分别承担了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包括提调选材、残档修复、整理著录、扫描拼版、拟定目录、编制索引等等。收录于本书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558册（件），故宫博物院藏33册（件）。另承蒙三家机构大力协助提供相关档案26册（件），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武英殿刻书作定例》和《武英殿东庑凝道殿存贮书籍清册十九卷》，计22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武英殿修书处同治元年正月至拾貮月旧存新收开除...(展开全部)

武英殿修书处（1680—1912）是专门从事内府书籍刊印、校勘和装潢的清代皇家出版机构，刊印殿本达六七百种，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本书以“武英殿修书处”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发掘利用档案、官书、政典、笔记等文献资料，系统探究设立始末、职官设置、人员分工、刻书活动、后勤保障等基本问题，关注“活”的制度史，动态考察制度损益和日常运作机制，同时从版本学、书籍史等视角考察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其售卖流通，从而深入揭示出武英殿修书处的政治文化内涵。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皇家出版社”，系统全面地厘清其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制度运作、活字印刷等细节问题，对于中国出版史、藏书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今图书出版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也将进一步凸显武英殿修书处在清代学术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武英殿修书处（1680—1912）是专门从事内府书籍刊印、校勘和装潢的清代皇家出版机构，刊印殿本达六七百种，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本书以“武英殿修书处”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发掘利用档案、官书、政典、笔记等文献资料，系统探究设立始末、职官设置、人员分工、刻书活动、后勤保障等基本问题，关注“活”的制度史，动态考察制度损益和日常运作机制，同时从版本学、书籍史等视角考察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其售卖流通，从而深入揭示出武英殿修书处的政治文化内涵。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皇家出版社”，系统全面地厘清其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制度运作、活字印刷等细节问题，对于中国出版史、藏书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今图书出版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也将进一步凸显武英殿修书处在清代学术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武英殿修书处（1680-1912）是专门从事内府书籍刊印、校勘和装潢的清代皇家出版机构，刊印殿本达六七百种，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本书以“武英殿修书处”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发掘利用档案、官书、政典、笔记等文献资料，系统探究设立始末、职官设置、人员分工、后勤保障等基本问题，关注“活”的制度史，动态考察制度损益和日常运作机制，同时从版本学、书籍史等视角考察殿本的形成过程、版刻特征及其售卖流通，从而深入揭示出武英殿修书处的政治文化内涵。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皇家出版社”，系统全面地厘清其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制度运作、活字印刷等细节问题，对于中国出版史、藏书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今图书出版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也将进一步凸显武英殿修书处在清代学术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影印光绪二十五广雅书局重刊本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朝的中央刻书机构，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设立，后随清王朝覆亡而消失，延续了二百三十二年。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专门为皇室服务，人员众多，除了技术高超的刻工，不乏诸多翰林和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保证了武英殿所刻书在内容与装帧上都堪称精品。乾隆四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清乾隆皇帝有感于《十三经注疏》“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敕其弟弘昼为监理，鄂尔泰、张廷玉为总阅，张照、方苞等为总裁，以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重加校勘、雕版。后世称为武英殿《十三经注疏》。 武英殿《十三经注疏》计三百四十七卷，其中《周易注疏》十四卷、《尚书注疏》十九卷、《毛诗注疏》三十卷、《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仪礼注疏》十七卷、《礼记注疏》六十三卷、《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论语注疏》二十...(展开全部)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朝的中央刻书机构，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设立，后随清王朝覆亡而消失，延续了二百三十二年。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专门为皇室服务，人员众多，除了技术高超的刻工，不乏诸多翰林和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保证了武英殿所刻书在内容与装帧上都堪称精品。乾隆四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清乾隆皇帝有感于《十三经注疏》“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敕其弟弘昼为监理，鄂尔泰、张廷玉为总阅，张照、方苞等为总裁，以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重加校勘、雕版。后世称为武英殿《十三经注疏》。 武英殿《十三经注疏》计三百四十七卷，其中《周易注疏》十四卷、《尚书注疏》十九卷、《毛诗注疏》三十卷、《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仪礼注疏》十七卷、《礼记注疏》六十三卷、《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论语注疏》二十...(展开全部)

《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是"故宫秘境文丛"中的一本，书中描写了故宫的"隐秘角落"之一--武英殿。这座宫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与东边的文华殿相对称，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李自成进驻紫禁城，以武英殿为处理军政要务之所。武英殿现在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馆，但除了举办书画展览，平时并不开放，只能透过武英门，窥见它武英的一角。作者祝勇从历史与艺术结合的角度来描写武英殿，使读者从文学的角度了解一个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武英殿。

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原名肇庚，字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書畫鑒賞家、收藏家。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任《燕京學報》主编，倡導成立我國第一個考古學組織「考古學社」，並主持编輯出版《考古學社社刊》。一九四六年南歸，任廣西大學、嶺南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晚年將一生心血所購藏的書畫碑帖、古銅器文物等千餘件，分别贈與廣州市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及廣州師範學院，並將大量圖片资料、手稿等赠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文字研究室及中山市圖書館等。

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原名肇庚，字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書畫鑒賞家、收藏家。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任《燕京學報》主编，倡導成立我國第一個考古學組織「考古學社」，並主持编輯出版《考古學社社刊》。一九四六年南歸，任廣西大學、嶺南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晚年將一生心血所購藏的書畫碑帖、古銅器文物等千餘件，分别贈與廣州市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及廣州師範學院，並將大量圖片资料、手稿等赠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文字研究室及中山市圖書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