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近80篇依传主出生年、月先后为序排列。生年不详者，参考其年代大体排人相应位次，可能不尽准确。撰写时，每一列传略遵一定体例，依次写出。如先传主生平小传，次文献活动，次文献特点及精华，次藏书处、刻书处、读书处及藏印，次所撰书目题识，次所纂辑书和所刻书，次文献散佚及传递源流，最后一一尾注出典卷次、篇名，以征信于世，亦便读者引用，减省查检之劳。当然，有的传主史料少者不依此例。引用史料尽量录自古籍原文。《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摒弃诗注体，觉得诗既乏味无用，所注史料亦繁而芜杂，不能连贯成篇，阅读不便。自以为按上述体例写出，层次分明，内容明晰，阅读甚便。通读之，有如读一湖湘三百馀年来学术史也。

昔叶昌炽费时七年，撰成《藏书纪事诗》（以下简称叶《诗》）初稿，于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十七日呈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潘祖荫阅。潘一见激赏，即欲付梓。旋病危，弥留之际尚念念不忘催促尽快写出清稿付梓。潘殁后数年，始由江标刻六卷本行世。又数年后，叶氏自刻七卷增补本。王颂蔚谓此书为“艺林绝业”。吴郁生谓此书为“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潘氏等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叶《诗》？这是因为，中国数千年文明之发展，在在离不开书籍！历史是一条长河，任何个人不过是长河中的一个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轮在长河上由古驶至今，还要驶向永远。它，就是书籍！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书籍的民族，故历史上文献家辈出，代不乏人。聚书、抄书、校书、刻书、辑书、编目、题识等活动，便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重要历史活动内容。尤其是清以来，这些活动更是空前...(展开全部)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据万有文库十通本重新影印出自：《文献通考》(全2册)。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凡校正讹误之处，于卷末写出校勘记。这样一部历史典籍的点校整理出版...(展开全部)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展开全部)

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

《文献通考》是一部以唐代杜佑《通典》为蓝本加以扩充而成的政书。全书分为24门(考)，所载制度以宋代最为详细，可补宋史不足。是我们了解宋代以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不可缺少的典籍之一。本书据原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

简介：由多个现代文短篇组成，内容包括甜宠，悬疑推理，病娇，双男主等等，不限

简介：由多个现代文短篇组成，内容包括甜宠，悬疑推理，病娇，双男主等等，不限

《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描述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以一个新的视点、从救亡社会思潮以及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对文学思潮影响的角度，来进一步探寻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中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变革的时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期。洞悉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变动的惊涛骇浪，也就可以读懂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促成这一文学转折的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