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以滇缅边地“摆”这一民间信仰的仪式为切入点，反映了该地区在现代化变迁当中不断发生变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不难发现，以“摆”这一信仰资源为纽带，作者为读者展现了当地复杂而有趣的社会共生系统，并对这一系统做出了深刻的文化诠释。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耗资巨大的经济共生系统，它“加快了剩余财富的消耗，平衡了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并由于其“消耗巨大”，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地方经济产生了激励作用。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独特的政治共生系统。“摆”的信仰作为一种秩序，与地方社龄结构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做摆”的仪式结构，是地方政治权力、声望结构的反映。以“摆”为核心，形成了滇缅边地有趣的文化共生系统。“做摆”这一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了对摆夷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并对个人心理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本书为“复旦百年经典文库”之一种，共收入田汝康先生的《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信仰》《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男权阴影与贞妇烈女：明清时期道德观的比较》3本著作及6篇涉及不同方面的论文。其中《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信仰》是在《芒市边民的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翻译收入，是其修订本首次以中文面貌呈现；《男权阴影与贞妇烈女：明清时期道德观的比较》原书由荷兰莱顿博睿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影响深远，此次也是首次翻译面世。从此文集可以看出田汝康先生广博的研究领域和深厚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功底，然而如今其名却少有人听闻；相信本书的出版可以使读者了解这位复旦杰出学者的非同凡响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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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完整地论述了道教仪式在唐代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在五世纪以前，天师道仪式与南方方士仪式各自发展，到东晋时期互相产生影响。自五世纪以降，融摄南方方士传统、天师道和佛教的灵宝科仪兴起，且因刘宋陆修静加工整理而变得更加成熟完善，新旧各种道教传统大都借鉴或仿效灵宝科仪，道教仪式向灵宝化的方向发展。南方和北方的道教仪式原有较大差异，至北朝后期，北方道教几乎全盘采纳南方灵宝化的道教仪式，南北道教仪式基本上趋于一致。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书完整地论述了道教仪式在唐代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在五世纪以前，天师道仪式与南方方士仪式各自发展，到东晋时期互相产生影响。自五世纪以降，融摄南方方士传统、天师道和佛教的灵宝科仪兴起，且因刘宋陆修静加工整理而变得更加成熟完善，新旧各种道教传统大都借鉴或仿效灵宝科仪，道教仪式向灵宝化的方向发展。南方和北方的道教仪式原有较大差异，至北朝后期，北方道教几乎全盘采纳南方灵宝化的道教仪式，南北道教仪式基本上趋于一致。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共五章节，内容包括道教音乐与戏曲音乐、道教仪式与戏剧舞蹈、道场与戏剧舞台、服饰及化妆、道教活动与演出习俗等。《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给供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华夏子孙，有责任发掘开采，分析整理，让体现着东方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焕发光辉。

Koichi Shinohara teache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 He is the coauthor of Speaking of Monks: Religious Biography in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coeditor of Images in Asian Religions: Texts and Contexts and Sins and Sinners: Perspectives from Asian Religions.

Koichi Shinohara teache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 He is the coauthor of Speaking of Monks: Religious Biography in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coeditor of Images in Asian Religions: Texts and Contexts and Sins and Sinners: Perspectives from Asian Religions.

《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在本项研究中，笔者尝试串联起客观与主观，提出构拟象征动力学的初步思路。为此，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个与符号构成对立的概念——实在。在符号与实在的对立轴上，符号偏向作为表达的手段，它的价值受语境的制约；实在则指被看作自身具有内在价值的自足体，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主观判断。譬如，某个交通标志在它所属的交通标志系统里，它是一个符号。当这个交通标志按所属系统的规则出现在路上，对于熟悉这个系统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实在。又如，一份合同是约定双方相互间的承诺的符号，对于守信的当事人而言，它是一种实在。象征符号的本质是替代品，自身不具备内在价值，它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系统。但是，符号不是静止的，符号实在化、实在符号化是文化史中的两股趋势性的力量。符号实在化指符号的替代品本质淡出人们的意识，转化为自在的实在体的过程，时间因素在这个过程里具...(展开全部)

《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在本项研究中，笔者尝试串联起客观与主观，提出构拟象征动力学的初步思路。为此，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个与符号构成对立的概念——实在。在符号与实在的对立轴上，符号偏向作为表达的手段，它的价值受语境的制约；实在则指被看作自身具有内在价值的自足体，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主观判断。譬如，某个交通标志在它所属的交通标志系统里，它是一个符号。当这个交通标志按所属系统的规则出现在路上，对于熟悉这个系统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实在。又如，一份合同是约定双方相互间的承诺的符号，对于守信的当事人而言，它是一种实在。象征符号的本质是替代品，自身不具备内在价值，它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系统。但是，符号不是静止的，符号实在化、实在符号化是文化史中的两股趋势性的力量。符号实在化指符号的替代品本质淡出人们的意识，转化为自在的实在体的过程，时间因素在这个过程里具...(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