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匯集十篇中國邊疆與少數民族課題之論文，以「民族互動與文化書寫」為主軸，透過史料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等方法，考查漢人在邊疆的活動及其紀錄。時代由清代至民國初期；主要參考文獻有日記、詩作、方志、異域隨筆以及作者之田野考察資料等；主題包含漢人官員奉派主持某地邊政時的作為，奉派至邊疆之漢人官員對異域空間、人物、文化之描述與其間可能流露的個人認同與偏見，以及近代「邊務」轉變為「外交事務」的情況下，奉命之漢人官員所遭遇之失敗與挫折等。無論在研究地域、材料、主題及作者之學術背景等方面，都有相當的多元性。每一篇文章，呈現一個時期和一個地區的特殊問題，綜合起來，卻是可以反映近代中國核心與邊陲關係的變化，亦是現代中國疆域與族群形塑的關鍵。

由於歷史上中國與吐蕃的東西爭鋒，夾在中間的川西岷江上游，在二十世紀初成為漢、藏的邊緣。在這高山深谷中世代生息的住民都有三種身份：他們自稱「爾瑪」，但被上游的村寨人群稱作「漢人」、被下游的人們稱作「蠻子」。 本書描述近百年來，在中、西學者的「學術研究」之下，在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民族識別下，許多蠻子、爾瑪與漢人成為羌族的過程；以及在羌族認同下，人們如何重塑本族歷史或神話、界定共同母語、建構本土文化。 然而，羌族並不是一個奇風異俗的民族；他們只是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我們所熟悉、信賴的「族群認同」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以及此一過程中的荒謬與想像。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人類學者所描述的土著文化，不只存在於千里外的山之巔、海之涯，我們也生活在土著文化之中。

由於歷史上中國與吐蕃的東西爭鋒，夾在中間的川西岷江上游，在二十世紀初成為漢、藏的邊緣。在這高山深谷中世代生息的住民都有三種身份：他們自稱「爾瑪」，但被上游的村寨人群稱作「漢人」、被下游的人們稱作「蠻子」。 本書描述近百年來，在中、西學者的「學術研究」之下，在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民族識別下，許多蠻子、爾瑪與漢人成為羌族的過程；以及在羌族認同下，人們如何重塑本族歷史或神話、界定共同母語、建構本土文化。 然而，羌族並不是一個奇風異俗的民族；他們只是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我們所熟悉、信賴的「族群認同」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以及此一過程中的荒謬與想像。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人類學者所描述的土著文化，不只存在於千里外的山之巔、海之涯，我們也生活在土著文化之中。

在綿長的中國歷史裏，漢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係，往往簡化為漢化，以致於一方面造成大漢沙文主義思維，將中華文化等同漢文化，视遼、金、元丶清為外來政權或征服朝代；另一方面將漢族與少數民族區隔出來，所謂中國人只是漢人，因而對少數民族而言，並無所謂漢化問題。前者多見之於國內，而後者多見之於國外。事實上，中國自上古到現代，經過多次種族與文化的融合，不僅胡人不斷漢化、漢人亦常常胡化，以致於近現代的中華文化已經是較原有的華夏民族與文化更為豊富，性格更加多元，與現代民族主義以及國家建構都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深入的探討與論辯。本書對漢化、胡化、同化、涵化等概念起了釐清作用，而且對這些概念的實質內容作了分析與解釋，或許於近年西方學者對所謂漢化的質疑，有解紛息爭之效。 本書由「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編而成，各位作者於會議後參考評論者之批評，以及三位外審意見後再加...(展开全部)

本書包括著者近年寫作短篇學術論著九篇，其中兩篇是對於邊疆民族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及西方學者的意見一般性的討論和介紹。其他各篇是討論金代女真民族入主華北後所產生的問題，宋金關係史方面的問題，以及金代在國史上的重要性與影響。

由於歷史上中國與吐蕃的東西爭鋒，夾在中間的川西岷江上游，在二十世紀初成為漢、藏的邊緣。在這高山深谷中世代生息的住民都有三種身份：他們自稱「爾瑪」，但被上游的村寨人群稱作「漢人」、被下游的人們稱作「蠻子」。 本書描述近百年來，在中、西學者的「學術研究」之下，在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民族識別下，許多蠻子、爾瑪與漢人成為羌族的過程；以及在羌族認同下，人們如何重塑本族歷史或神話、界定共同母語、建構本土文化。 然而，羌族並不是一個奇風異俗的民族；他們只是一面誠實的鏡子，映照著我們所熟悉、信賴的「族群認同」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以及此一過程中的荒謬與想像。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人類學者所描述的土著文化，不只存在於千里外的山之巔、海之涯，我們也生活在土著文化之中。

本書從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中諸領域觀點來分析邊疆研究概念與方法。最後探討分析過中國邊疆研究情況，以提供我們省思。

本書嘗試建立一個綜合框架，以理解十七及十八世紀荷蘭、鄭氏及清朝統治者企圖治理臺灣邊疆時，在更大範圍上遭遇的戰略、控制及收益問題，並形塑出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脈絡。此外在政權更迭的轉移下，其行政體系如何影響政府、漢人及原住民三者之間的互動模式。 作者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清代前期對臺治理政策，並非傳統的「忽略說」及「流離說」，而是基於戰略考量、稅收及開支的平衡等政治經濟因素，且經過朝廷激烈攻防討論後，形成的「理性」決策過程。邵式柏進而提出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釋架構，並以此做為討論清代國家性格、比較邊疆政策，及族群與文化互動等重要課題的理論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