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絕世瑰寶　敦煌文獻修復再現 國家圖書館特聘國寶級修復大師與古紙專家，歷經二階段文獻修復作業，採用最小干預與可逆　　性的現代修護原則，進行局部性的修復作業，讓珍貴的敦煌文獻綻放新生命。 鑑定、考證與出版　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由方廣錩教授整理編目，全套六冊，共142號162件，總字數77萬字，經卷均以手書摹抄寫，包括經鈔、經論疏釋、淨土信仰、密教、佛教戒律、歌讚、禮文、講經文、押座文、設難文、木捺佛像、白畫、道教經典、官文書、私文書等，有經名家鑑賞、裝裱、題跋、鈐印者，充分展現豐富的收藏史及美術史。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思想、經濟、政治、社會工藝……的極珍貴資料，敘錄則記錄保存狀況、紙質特徵、紙數、行字數等，析究文獻之內容原典，依據文獻特性重新編目落號，為研究者提供資料運用之便利。 《敦煌卷子》的獨特價值有： 一、文物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展开全部)

喚醒絕世瑰寶　敦煌文獻修復再現 國家圖書館特聘國寶級修復大師與古紙專家，歷經二階段文獻修復作業，採用最小干預與可逆　　性的現代修護原則，進行局部性的修復作業，讓珍貴的敦煌文獻綻放新生命。 鑑定、考證與出版　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由方廣錩教授整理編目，全套六冊，共142號162件，總字數77萬字，經卷均以手書摹抄寫，包括經鈔、經論疏釋、淨土信仰、密教、佛教戒律、歌讚、禮文、講經文、押座文、設難文、木捺佛像、白畫、道教經典、官文書、私文書等，有經名家鑑賞、裝裱、題跋、鈐印者，充分展現豐富的收藏史及美術史。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思想、經濟、政治、社會工藝……的極珍貴資料，敘錄則記錄保存狀況、紙質特徵、紙數、行字數等，析究文獻之內容原典，依據文獻特性重新編目落號，為研究者提供資料運用之便利。 《敦煌卷子》的獨特價值有： 一、文物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展开全部)

《敦煌道经词语考释》内容简介：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是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吐鲁番等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宋初的多种文字的写本文献和少量的刻本文献之总称。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六朝至宋初的写本文献和少量刻本文献，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

敦煌本《文选音》写卷再现于人世后122年，这是第一部对其进行全面考订研究的专著。《文选音》是一部已经散佚的重要著作，本书汇集敦煌文书中《文选音》仅存的四个残卷（P.2833、Дх.03421、S.8521、S.11383b），通过与传世文献比勘，厘定其准确文字，将其音释与中古音韵学著作《经典释文》《广韵》《集韵》《一切经音义》，以及字书《玉篇》《龙龛手镜》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借以证明其音释的准确可靠，同时也揭示其使用的频率，为中古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同时，通过广泛参校《文选》各本，还原《文选音》本来面目，不仅使散佚之书得以再现吉光片羽，而且也借以考证其所用《文选》的底本。作者认为，《文选音》所用的底本，是一个与现行各种《文选》版本（白文无注本、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五臣李善注本、李善五臣注本）不同的一个版本，它接近萧统所编《文选》的原貌，...(展开全部)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内容简介：法国汉学界，乃至整个东方学界的泰斗人物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在1906－1908年间的西域探险期间，从新疆与河西走廊，尤其是从敦煌劫取了大批汉文和多种民族文字的写本、幡画与其他文物。其中特别是有大量敦煌藏文写本。对于这批敦煌写本的研究，形成了法国藏学界的一大特征，甚至是法国藏学研究的一个超长领域，为法国藏学界增色不少。换言之，敦煌藏文写本造就了法国数代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学家，正如敦煌汉文写本和其他民族文字写本（回鹘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也造就了法国一大批汉学家、突厥学家和印一欧语系文化的专家一样。究其原因，正如伯希和在敦煌劫经之后曾洋洋得意地宣称的那样，“从此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档案和原始文献研究中国了”。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内容简介：法国汉学界，乃至整个东方学界的泰斗人物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在1906－1908年间的西域探险期间，从新疆与河西走廊，尤其是从敦煌劫取了大批汉文和多种民族文字的写本、幡画与其他文物。其中特别是有大量敦煌藏文写本。对于这批敦煌写本的研究，形成了法国藏学界的一大特征，甚至是法国藏学研究的一个超长领域，为法国藏学界增色不少。换言之，敦煌藏文写本造就了法国数代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藏学家，正如敦煌汉文写本和其他民族文字写本（回鹘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也造就了法国一大批汉学家、突厥学家和印一欧语系文化的专家一样。究其原因，正如伯希和在敦煌劫经之后曾洋洋得意地宣称的那样，“从此之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档案和原始文献研究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