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类与中国近代学术系统的重建》探讨了近代中国如何参照西学，重新类分学术，从而建立新的系统，奠定今天的学术发展格局。这个过程既推动了中国学术融入世界，也改变了系统逻辑和传统思维。 知识分类是一个切入点，于上透视西方文明如何在“物之序”的层面冲击并改造固有学术，把现代学科看成须在后殖民意义上予以检省的文化冲击的结果；于下把学科概念、学术范畴、科目关系、系统结构、知识形态等分散的关节点，整合成由点到面、由外及内的网络联动体系，深入细部的同时总揽全局。 对知识纲目、系统结构、学术理念变化与重组的研究，展现了单一学科史难以传达的学术路径和知识全景图的改易，有助于深入把握近代学术乃至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再造，有利于重新检省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推动今后的学术发展与文明对话——既包括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古代传统与近代发明的现代传统之间的沟通，也包括各学科的横向...(展开全部)

本书是2005-2006年度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的成果论文集，本书有别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新方法论的研究，而是致力于研读各个文本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内容分析朱光潜、辜鸿铭、胡适、梁启超、宋平子、赵正平、张君劢等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被给定的环境中既要适应环境又要改变环境，在多重力的作用下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潮流的贡献、影响。

◎作品看点 ★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修订再版。 本书作者王汎森先生精研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善于发现隐没材料，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在近代史日益成为显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延续一脉相承的师学传统，在现实关怀、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三重棱镜下看思想，将思想史的发展置于时代大潮下，于学术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发展，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中六篇再做修订，带来升级增订版。 ★ 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思想史研究范式之作。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作者一直坚持，既要关注中心人物，也不能忽略中层人物；既要将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身上，也不能忽略所谓保守派。在论述晚清思想界的学术变化时，本书除了介绍当时的精英人物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也特别涉及太谷学派的研究，分析中下层...(展开全部)

本书探讨了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一百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一段历史中比较为人所忽略的层面做了一些研究。 全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 “旧典范的危机”，作者考察了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太谷学派等各层知识分子的种种变化，以描绘出晚清内部的思潮变动，作者对这一时期的细察说明“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便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以此为张本，作者在第二部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和反传统的复杂关系，在第三部分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中，讨论了后科举时代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建立新“学术社会”的努力以及这个新“学术社会”的命运……

分为“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三部分内容。

为什么现实中的“礼学大家”在日记和未刊著作中会有极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来，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中国民间社会又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的西方主义要反西方，有的传统主义却是反传统的？历史记忆是怎样被压制下去的，又是怎样复活的？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近代中国，为什么学术会逐渐沦为阐释现实的工具？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一个关心时代的知识人能够将他的关怀、时代境遇与学问套叠起来，形成一面三棱镜，映照他所属的时代。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 而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本书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十年来关于中国知识重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作者在专栏已发布的文章以及访谈录。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很多人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但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本书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十年来关于中国知识重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作者在专栏已发布的文章以及访谈录。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很多人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但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　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中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动力所驱动的；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去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　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中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动力所驱动的；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去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