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家”是古籍编撰出版传播链上的重要环节，但一向被研究者所忽略。本书广泛利用正史、地方志、家（族）谱以及摩崖、碑刻等史料，挖掘由宋至清福建八百多位刻书家的事迹，不仅为古籍编撰出版的传播链补上“刻书家”这一环节，也为纠正以往古籍鉴定中所出现的误判提供更多的文献佐证。书中提出，应以是否接受官私方的委托刻书作为判定“刻书中心”的重要标准；判断古籍版本，不宜仅凭刻书家的籍贯，而应以刻书地点为主。

金步瀛(1898—1966)，即金天游，著名图书馆学家。原名步瀛，字仙裁，号孤鸿子，浙江省兰溪市（隶属于金华市）芝堰乡桐山后金村人。192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今绍兴市农业学校），进浙江图书馆任掌书，后任编纂、编目主任。在浙江图书馆期间，他与章箴、杨立诚、张实、毛春翔、陈训慈、夏定域等一批饱学之士共事，热忱工作，潜心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图书馆、英士大学图书馆工作。1941年，回浙江省立图书馆任采编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1961年被选为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性沉静，寡交游，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擘划精勤，颇多贡献。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仍然沿用他创制的图书分类法。擅长作诗填词，金石、古琴、摄影亦有相当造诣。著作有《中国藏书家考略》、《古今合纂植桑法》、《汉译西文书目索引》、《丛书子目索...(展开全部)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广采百家之言，对福建文化迄今为止研究成果中的合理部分，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分类编撰出版，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及其优良传统，推进福建文化研究，繁荣文化事业，同时对让世界了解福建，福建走向世界，促进福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福建文化丛书”篇幅浩瀚，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科技、文艺、工艺、民俗、特产、宗教、闽台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等。它以传统学科为单元，各门类独立成册，每一分册既融会贯通某一学科的史论著述，又遥相呼应构成丛书的有机整体，从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上反映了福建区域文化的全貌、源流和特点。整套丛书是福建区域文化的精炼缩影，又堪称福建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丛书的出版是福建文化事业基础工程的一项建设，也是出版事业的一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封泥考略》全书共收封泥八百四十九方，其中除极少几方为战国时期外，绝大部分乃秦汉时期遗存。所收各封泥大体上以内容分类编排，先列官印，后列私印及闲章。每种封泥皆配有原大拓片，真实地反映了秦汉印章篆刻的原貌。而封泥后附有翁大年等所作考释，所论内容涉及官制、地理等方面，开创了以封泥文字证史、补史的先河，也更早地践行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相释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因此，该书既是了解汉代篆刻艺术的必读书目，也是研究古代职官、历史地理等的重要材料。

《正史考略》于1931年1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是范文澜第一部历史学或史部目录学著作。本书的编写，大体上也是基于他讲授《国学要略》史部和《史通》的讲义，整理修订而成。书中对《史记》至《明史》二十五部史书，分别作了具体的评介，其间评论得失，多有创意。书前绪言论述了《春秋》《左传》以来的史学源流。他认为：司马迁以来的所谓“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唐代以后，国史成为官书，修史奉行故事，史学为之无光。这和他在《诸子略义》序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

《正史考略》于1931年1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是范文澜第一部历史学或史部目录学著作。本书的编写，大体上也是基于他讲授《国学要略》史部和《史通》的讲义，整理修订而成。书中对《史记》至《明史》二十五部史书，分别作了具体的评介，其间评论得失，多有创意。书前绪言论述了《春秋》《左传》以来的史学源流。他认为：司马迁以来的所谓“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唐代以后，国史成为官书，修史奉行故事，史学为之无光。这和他在《诸子略义》序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

《封泥考略》全书共收封泥八百四十九方，其中除极少几方为战国时期外，绝大部分乃秦汉时期遗存。所收各封泥大体上以内容分类编排，先列官印，后列私印及闲章。每种封泥皆配有原大拓片，真实地反映了秦汉印章篆刻的原貌。而封泥后附有翁大年等所作考释，所论内容涉及官制、地理等方面，开创了以封泥文字证史、补史的先河，也更早地践行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相释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因此，该书既是了解汉代篆刻艺术的必读书目，也是研究古代职官、历史地理等的重要材料。

此书论述历代律法，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最为完整的古代律法，也是唐以后各朝律法之所本，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明律为清律所直接承袭，书中对明律的论述目的是比较明确，主要就在于借鉴。和沈家本同时的律学大家薛允升着有唐明律合刻，论说利弊得失，薛氏右唐而左明，沉家本对唐律也很推崇，但态度却较为客观，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对汉律的研究是本书的精华。历代刑法考收有汉律摭遗二十二卷，约占全书的份量的三之发之一。汉律摭遗的特点是对材料的征稽探隐发微，力求穷尽，而考辨则多引汉人说法以解释汉律。汉律久亡，经过沉家本的整理，汉律面目大致可观，其中有些还是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及社会性质的珍贵资料。历代刑法考一书及稍后问世的程树德九朝律考，在整理我国法制史资料方面，都应算是具有总结性的研究著作。

《历代石经考》是中国传统石经研究集大成之作：以七朝石经为主线，兼及其他经籍刻石，首列提纲，而后详注立论之文献依据，尤能于众家异同之说去芜存菁，匡谬扬善，为广大学者研读石经的著作。然至今尚无可兹使用的善本，本次点校整理校勘谨严，在对《历代石经考》的点校工作中，对该书中的二百种引书、一千一百余条引文条目，进行逐一核查，校勘讹误近三百处，使得该书的文本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成为一部可阅读、可检索、可引用的完善之作。 《困學紀聞》謂“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是於漢、魏之後，有晉裴頠。考《晉書·頠傳》，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第見頠奏，未果刻石，故言石經者，不數晉裴頠也。南宋以後，清乾隆朝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兹《考》於漢、魏、唐、後蜀、北宋、南宋，益以有清，計七朝。 自來...(展开全部)

《历代例考》，本书对历史上各类例的起源、内容、演变及其在各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认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令、例是最基本的、为历朝广泛采用的法律形式。中国古代的立法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例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明清两代，制定了大量的条例和则例等，不仅刑事法律需要通过以例补律、以例辅律的途径进行实施，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以例来规范。不了解例就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古代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