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职官制度研究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秦代官制的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推进。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秦代简牍及封泥资料的陆续出土公布，使得秦代官制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秦代官制考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力作。全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见秦简牍、玺印封泥和青铜器等出土资料，对秦代职官与官署名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详细补正，并围绕秦代守官假官制度、都官制度、乡里职官制度、官吏法与执法吏等诸多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书的出版，对秦汉职官制度及秦汉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北魏职官制度考》是在众多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籍、政书、碑文与墓志中钩稽北魏的官名，在考述中，除每一职官都引述其出处并溯及其来源外，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北魏前期京畿实行分部制问题、八部大夫与八部帅是否一回事的问题、道武明元时期尚书省的解散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罢尚书诸曹与诸外署设曹问题，均予以考释辨明。 北魏的官制，由于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都已亡失，到北齐的魏收撰《魏书》时已不甚明了。故《魏书》官氏志不载官府部门、官吏职司，仅记若干零星材料和孝文帝时期制定的两个《职员令》中的官品令。

《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地方官制考》以章、节体例编写，依清王朝对地方行政管理的不同方式以及所设官员的不同性质，分章叙述。首章为概述，依下按一般地区官制、特别地区官制、少数民族地区官制和专职性官制分类叙述，全书共五章，凡三十四节。 《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地方官制考》记述地方军事机构及职官的方法为：各地驻防将军以下及直省提督以下之职官，立有专节；各督标、抚标、漕标、河标、军标，按统属列于各官员项内；各特别地区及各少数民族地区之武职官员，分别归入各地区。关于清末的官制改革，除在第一章概述中作了总体的论述外，其改革后职官变化的具体情况，分列于各章节中。有些改革中新设立的机构，则别立专节。

《胡适考论》先后从世界各地搜集到二百余篇胡适英文佚文和两万余种海外英文报刊对胡适的报道，其中包括大量胡适英文演讲，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均为学界首次发现，堪称集胡适英文文献之大成。本书收录的论文大多建立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之上，无论是史料的考订，还是对胡适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论述，均常有新见，是近年来胡适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

《宋史考论》对宋史研究中的主流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否定了宋代“积贫积弱”说，指出了范仲淹新政的不足、王安石变法的负面影响，否定了杨业绝食而死说，肯定了宋徽宗的一些政绩，确定了范仲淹生母谢氏身份不是妾、《禹迹图》的作者不是沈括、历史上的高俅并不像小说中那么坏(高衙内是小说的创造)、“东窗事发”的典故原本是“西窗事发”以及状元、榜眼、探花之称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对宋代的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全部年谱和诗话、新出版的《全宋词》、《全宋诗》等做了研究，并辑录了一批新发现的宋代诗、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密教是佛教在印度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出现的流派，它是在佛教逐渐走向经院化、越来越不能吸引广大信徒的情况下，吸收印度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内容来组织其体系的。因而自七世纪在印度兴起之后，便勃勃蓬蓬，盛极一时，并迅速向中亚、西亚和中国等广大地区传播、发展，又从中国内地向日本、朝鲜等地传播和发展，先后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点的密教流派。 近代以来，密教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它不仅成为佛教研究者注意的对象，而且成为进行印度教、民间宗教、藏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研究者所涉略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欧美学者捷足先登，日本学者接踵而上。而对中国密教的研究，日本学者却遥遥领先。鉴于此，本文就有关中国密教研究及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不揣浅陋，提出看法，就教于方家。

《秦代政区地理》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