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秦汉军事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对武官制度、军队构成、军队组建与社会身份、军事征发与徭役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思考军制演变与国家政体、官僚制度、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秦汉首次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军事制度对帝国体制的构建影响直接。秦、西汉早期 的军事组织体系，呈现出京师与诸郡平等，内、边郡差别不甚突出的横向派生格局，直接反映了军国体制的相关特征。西汉武帝以降，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发展。京师、诸郡军事组织的中外格局愈加凸显。而随着“边地化”的发展，内郡、边郡间相关差别也更为突出。西汉、东汉社会，深处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过渡、演变的历史背景之下。曾经贯通上下、作用重要的社会身份序列逐步弱化、消亡。而“京师—内郡—边郡”则从中外平等走向内外之别，并日益发展。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第一编内容为中央官制，第二编内容为地方官制，第三编内容为秦汉时期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传统史学方法，充分利用传世和考古资料，对汉代以后尤其是乾嘉以来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考究和审订，全面阐述了秦汉中央与地方官制结构，条理清晰，把各种官位的源流、演变以及作用、评价都作了足够的交待，成为了解和研究秦汉官制乃至中国古代官制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真正的秦汉官制“史”著作。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 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展开全部)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已出版《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闻人肖像》、《秦汉文化风景》、《汉代儿童生活》、《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等学术论著。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交通史的进程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秦汉交通史稿》总结了秦汉交通道路建设、津桥、车辆制作、运输动力开发、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等多方面的成就。对于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和主要粮路、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运输业、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通信形式、域外交通等也有所论述。交通与秦汉政体的成立，交通与秦汉经济的运行，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在“秦汉文明的交通史背景”这一主题下有所说明。“秦汉人的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也作为历史文化考察的对象有所讨论。《秦汉交通史稿》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国家祭祀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及宗教传统的重要视角，也与政治权力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本书对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展开了综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变进程。秦初“禋祀万灵”，始皇帝整合战国传统、首创统一王朝国家祭祀框架。汉承秦制，经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变革重构，西汉王朝通过祭祀建立了“汉家制度”。王莽创制了“元始仪”，改变了原国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广布的形态，强调南郊的唯一神圣性，从而使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得以统一，由此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南郊祭祀时代”。 作者对秦汉各阶段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举证与考辨。其研究关注祭祀活动的地理特征、诠释了国家祭祀的空间涵义，同时综合中央地方权力关系、政治地理格局、儒学思想发展等因素，呈现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国家祭祀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及宗教传统的重要视角，也与政治权力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本书对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展开了综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变进程。秦初“禋祀万灵”，始皇帝整合战国传统、首创统一王朝国家祭祀框架。汉承秦制，经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变革重构，西汉王朝通过祭祀建立了“汉家制度”。王莽创制了“元始仪”，改变了原国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广布的形态，强调南郊的唯一神圣性，从而使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得以统一，由此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南郊祭祀时代”。 作者对秦汉各阶段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举证与考辨。其研究关注祭祀活动的地理特征、诠释了国家祭祀的空间涵义，同时综合中央地方权力关系、政治地理格局、儒学思想发展等因素，呈现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已出版《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闻人肖像》、《秦汉文化风景》、《汉代儿童生活》、《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等学术论著。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交通史的进程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秦汉交通史稿》总结了秦汉交通道路建设、津桥、车辆制作、运输动力开发、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等多方面的成就。对于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和主要粮路、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运输业、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通信形式、域外交通等也有所论述。交通与秦汉政体的成立，交通与秦汉经济的运行，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在“秦汉文明的交通史背景”这一主题下有所说明。“秦汉人的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也作为历史文化考察的对象有所讨论。《秦汉交通史稿》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