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重点不在于对每个玺印或封泥进行详尽考证，而是尽量将每个职官或地名还原到秦的各级职官系统和行政区划中去，同时致力于疏解各级职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源流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列表和图示，力求形象地展示职官设置的源流更迭和地名的分布及其与其它相关资料的对应关系。

孫慰祖先生長期致力於璽印、封泥和印學的研究，成果卓著，影響深遠，本書收録孫先生自選論文49篇，分爲璽印研究、封泥研究和篆刻史研究三部分，基本囊括了作者在相關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书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和俸禄制度4章。研究对象是汉唐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职官制度。对于这一时期中央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变为隋唐的三省制；一是从唐前期的三省制变为唐后期以及五代北宋前期的使职差遣制。着重对史学界讨论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使职制度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使然。而地方职官制度的两大变化：一是从秦汉郡县二级制变为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一是从隋及唐前期州县二级制变为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同样对史家着墨不多的后一个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划，都只须实行二级制，新增的第三级，主要是由监察区划演变而成，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

陈仲安（1922—1993），历史学家，汉唐历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负责“二十四史”《北史》点校，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并具体参与该书词条的撰写。 王素（1953— ），历史学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负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先后参加或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本书全面介绍了20世纪中国古代玺印的发现与研究概况，论述了中国玺印的起源和不同时期玺印的特点。

《战国璽印分域研究》内容为：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跟随刘钊师学习古文字已十几个年头，说到学习成绩，我颇为汗颜，由于自己生性愚钝，恩师严谨的治学风格我并没有吸收多少。2002年，承蒙恩师不弃，将我重收归门下，使我有机会继续深造。三年来，恩师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怀，特别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恩师对论文严格把关，从观点到材料的使用，到每字每句，乃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如果没有恩师的悉心指导，毕业论文还不知拖到何时才能结稿。恩师为人豪爽，性情坦率，多年以来与恩师相处结下这段浓浓的师生之情，我自会倍加珍惜，恩师的呵护和帮助我也将铭记永远。

《唐代东都职官制度研究》以唐代尤其安史之乱后东都独具特色的职官体系为研究对象，借助出土墓志等新材料的搜集分析，梳理、恢复、补充和考证典制文献缺乏系统记载的东都留守府、分司等职官体系的结构、成员、职掌等，探讨其形成和沿革，以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东都洛阳在唐代政治、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

战国时七雄并立，韩、赵、魏地域相近，文化相似，文字形体也十分相似。三晋与其他四国的职官设置也有较大不同。程燕著的《战国典制研究(职官篇上下)(精)》稿在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穷尽性地搜罗战国铜器、兵器、官印、陶器、封泥、货币、简帛材料中所载官府和职官的名称，按齐、燕、晋、楚、秦进行地域分类，每种职官下，首先列出名称，然后列出字形、出处、辞例，很后作出解释。解释词条时对于未形成定论者则罗列各家说法，间或发表一己之见。能与传世文献所载职官相对应者，一律引传世文献作为印证。

《封泥考略》全书共收封泥八百四十九方，其中除极少几方为战国时期外，绝大部分乃秦汉时期遗存。所收各封泥大体上以内容分类编排，先列官印，后列私印及闲章。每种封泥皆配有原大拓片，真实地反映了秦汉印章篆刻的原貌。而封泥后附有翁大年等所作考释，所论内容涉及官制、地理等方面，开创了以封泥文字证史、补史的先河，也更早地践行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相释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因此，该书既是了解汉代篆刻艺术的必读书目，也是研究古代职官、历史地理等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