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以穆旦的创作历程为纵向线索，以作品细读和论析为基本构架，在深入剖析诗人的精神结构与诗歌艺术之历史关联的基础上，试图以穆旦为个案，探讨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的“现代”特质。书稿一方面集中于穆旦精神世界的冲突与抗日战争、五十年代文化机制变迁等历史经验之间的关联，关注社会历史经验转化成诗人内在精神世界之结构性因素的复杂机制。另一方面又打破现代主义诗学中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诗人分裂而又相互冲突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特征之间的有机联系。全书从紧扣穆旦的精神结构及其发展演化过程，以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个人真实性问题为主线，把文学史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史的反思结合起来，透过穆旦对新文学的“现代性”根源和历史形态，做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清晰地陈述了不同社会理论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观点。

本书探讨了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对原始儒家的特点的领会和诠释上，作者抓住“天命”这个核心观念，与新儒家的解释旨趣迥然相异。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作者强调了现代性对传统而言可以意味着是解放而不一定意味着解体。在对原始儒家的历史观念和时间观念的检讨和重建中，作者指出《天演论》与原始儒家历史存在论之间的关联。在对现代性意义上的自我之本真性的论述与良知的辨析中，作者借鉴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纯洁的良知观”，提出了一种非道德主义的良知观，力图恢复原始儒家良知观的本来面目。在关于政道问题的阐述与重建上，作者指出，儒家提出天命权利的观念以与现代政道相契合。

本书跳出“重写文学史”的怪圈，将文学史问题置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视域，其关注重心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构造“历史本身”的解释、工具和方法。通过探询各种以“文学”或“文学史”为名的话语之所以产生的条件，追问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在哪些潜在的框架中展开的。 正如作者在阐述中不仅仅借助了文学领域的知识资源，还广泛涉及文化史和当代哲学，这本书的启发意义也不限于文学专业，而是对理解普遍的人文学科的现代建制都有帮助。

本书运用近年比较新兴的批判理论探讨文学史写作以及文学研究的一 系列相关问题，通过把“文学史”放置在一条“问题史”的脉络里，探究 不同类别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知识和制度语境的支配下累积起 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力图在更大的背景上考察文学研究的 境遇、问题和方法。对于文学研究者了解文学研究现状，形成新的问题意 识，本书可视为是反思层面上提出的研究导引。

本书跳出“重写文学史”的怪圈，将文学史问题置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视域，其关注重心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构造“历史本身”的解释、工具和方法。通过探询各种以“文学”或“文学史”为名的话语之所以产生的条件，追问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在哪些潜在的框架中展开的。 正如作者在阐述中不仅仅借助了文学领域的知识资源，还广泛涉及文化史和当代哲学，这本书的启发意义也不限于文学专业，而是对理解普遍的人文学科的现代建制都有帮助。

本书以明确的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意识形态及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之下，从“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写作历史起源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文革”后初始阶段的文学主潮，着重探讨了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体制的话语激励与话语规约、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及话语表达、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性重构和“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等复杂问题。本书在问题意识、思想锋芒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勇敢探索，使其具备了原创性的学术品格，它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实践推进到“文革”后的文学史中，在此方面，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

本书是作者过去14 年来的中文文章的选 集，内容包括对法理学 基本问题的思考，对中 国法制的发展路向的探 索及对香港回归祖国所 涉及的法律问题的研 究。作者除在宏观层面 对历史、文化和思想性 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 外，还就一些法律概念 和规定作出微观的分 析。本结集中既有学术 性的论文，也有随笔性 的小品和讲座中的演 辞。本书适合于一般非 法学专业的读者以及关 心香港问题或法学理论 的法学工作者和一般读 者。

《法律文化研究文丛（19）：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第2版）》对初版的内容有所增补，新增的文章包括：“人权与民主”、“对中国行政法的反思”、“中国法与我：一些回忆点滴”、“写在法住学会的二十五周年”以及“人间有情”。本结集中既有学术性的论文，也有随笔性的小品和讲座中的演辞。《法律文化研究文丛（19）：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第2版）》适合于一般非法学专业的读者以及关心香港问题或法学理论的法学工作者和一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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