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从章太炎晚年关于诸子学、史学、经学三个方面入手，通过他本人与时代的互动，比如在史学方面与当时影响极大的古史辨派、在经学方面与1930年代社会上的读经思潮、在诸子学方面与民国时期各类诸子学论争，将章氏言论置于当时的学术大环境之中来展开论述，以此展现章氏晚年的学术形象，并且呈现出中国近代学术史之更为多元的面向。此外，本书还以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讲演国学之经过为例，通过查阅当时的报纸、杂志，还原当时的具体场景，以此显现时人对于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而不是只限于就章论章。最后，本书专门有一章讨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对于乃师学术思想的诠释，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章太炎晚年的学术形象，并以此看出在民国年间盛极一时的太炎学派内部的传承与疏离。

本书主要从章太炎晚年关于诸子学、史学、经学三个方面入手，通过他本人与时代的互动，比如在史学方面与当时影响极大的古史辨派、在经学方面与1930年代社会上的读经思潮、在诸子学方面与民国时期各类诸子学论争，将章氏言论置于当时的学术大环境之中来展开论述，以此展现章氏晚年的学术形象，并且呈现出中国近代学术史之更为多元的面向。此外，本书还以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讲演国学之经过为例，通过查阅当时的报纸、杂志，还原当时的具体场景，以此显现时人对于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而不是只限于就章论章。最后，本书专门有一章讨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对于乃师学术思想的诠释，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章太炎晚年的学术形象，并以此看出在民国年间盛极一时的太炎学派内部的传承与疏离。

本书是20世纪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章太炎生平、思想与学术的学术专著。章太炎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是开创中国近代思想与社会大变动的第一代披荆斩棘者中的杰出代表。本书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章太炎的大批手稿和他所阅读过的各种书籍，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变迁的实际，展示了章太炎走出完全脱离实际的旧书斋而投身革命的曲折历程，以及他力图通过对西学有选择的吸收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扬弃与更新的真实状况。章太炎的思想、学术及其革命生涯，是中国近代社会与革命的一面镜子。

姜义华，1939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1988年至今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7年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至今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曾任上海市第六至十届政协常委，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兼及史学理论、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史学导论》（合著）、《康有为全集》（主编）、《章太炎全集》（合编）、《中华文化通志》（总策划）、《中国通...(展开全部)

本书包括“导言”、“困境与抉择”、“曲明性相、杂以己意的唯识观”、“提要钩玄冥会华梵”、“‘断之鄙心’的判解释思想”、“理性的诉求 济世的情怀”等五个章节。

《章太炎学术年谱》对每年的政治大事和学术界大事，都作简略记述。取这种体例的用意，是为章先生的学术活动，勾勒氛围，以便于研究。每年大事甚多，本年谱的取舍，难免不当之处，尤其是学术方面，更难免不当。进行取舍的基本考虑有两点：一是注意近代和现代学术史及文化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人，一是注意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注意对他很有影响的孙诒让；也注意章太炎的重要弟子黄侃、吴承仕、钱玄同等人。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可以了解章太炎的学术渊源，也认识章太炎的学术影响。了解学派性的学术承传，可以加深对章太炎学术的认识。

《章太炎学术年谱》对每年的政治大事和学术界大事，都作简略记述。取这种体例的用意，是为章先生的学术活动，勾勒氛围，以便于研究。每年大事甚多，本年谱的取舍，难免不当之处，尤其是学术方面，更难免不当。进行取舍的基本考虑有两点：一是注意近代和现代学术史及文化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人，一是注意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注意对他很有影响的孙诒让；也注意章太炎的重要弟子黄侃、吴承仕、钱玄同等人。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可以了解章太炎的学术渊源，也认识章太炎的学术影响。了解学派性的学术承传，可以加深对章太炎学术的认识。

《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从学术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王先谦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等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对其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并在宏观上评判了其优劣成败，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具有弥补学术研究薄弱环节、提示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乃至更好地发掘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助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