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自什么时候开始？本书探讨十九世纪初叶经世思想的意义及其与十九世纪晚期自强变法运动间的连续性；注意到魏源的历史进步论，李鸿章等人关于提倡西学的建议，以及当时自强实政的企业部分，特别是轮船航运和矿业。经世思想自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发展到郑观应的《易言》（1880）似乎已越过重要的分水岭，进入新的境界。晚清的绅商社会随着新式企业之兴起而有新型知识分子出现。新兴企业虽然未必都十分成功，但商人而为知识分子，如郑观应、经元善等之倡言自强变法，在中国思想史及社会史上皆有重要意义。商人著书立说，要求制度上的突破，这就难能可贵，值得纪念了。（见封底） 目次 前记（（1）） 插图 代序：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1） （——原载《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页1121－1133。） 论经...(展开全部)

本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針對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向關心歷史與思想的讀者，提出一個通論性的展示和一個明確的歷史觀察。 他認為：思想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歷史決定論的限制而創造發展的，他便是據此信念探討中西史學思想的種種問題而完成本書。 全書共收分十七篇，主要論題可分為下列五項： １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２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３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當前紅學考證 運動得失， ５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６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 基礎

我們必須看清被制約的思想與真實的創造思考的差別，才能扭轉命運。克里希那穆提說：「只有心靈完全靜止的時候，才有可能接觸到心靈最深處。」《心靈與思想》探討克氏所說的「頭腦的巨大空間裡有不可思議的能量」，這些基本的教誨強調只有從愛制約的思想解脫出來，我們才可以真正獲自由和圓滿；只有透過個人的改變，才能解除人際關係、社會的致命衝突。本書為全人類指出通往心自由、獨立思考的正確道路。

《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先生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 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此後年年再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書中商榷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並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同時也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評析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探究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書中特別收入余先生為讀者撰寫的〈新版序〉，為此代表著作的成書過程做了最完善的回顧。

皇朝經世文編（全三冊），ISBN：9787600115723，作者：本社

動物倫理學的出現，不僅為動物的命運爭取到道德的地位， 也突破了西方道德思考傳統體質上的盲點。 一種動物倫理學，必然同時是一種從評價的角度想像「動物的生命」的方式：動物的生命固然是自然的事實，但這種生命是否自有其價值，在實現某種值得人類承認的好事，故能要求人類的尊重與關懷呢？動物倫理學的一個關鍵主題在於，動物的生命是不是足以指向某種具有應然意涵的價值，從而用尊重與關懷為標準，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就有了「對與不對」可言。 本期的人物訪談是莽萍先生，談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本期另一個專題是「兩岸儒家」，包括：關於「新儒家」的爭論、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兩行反思、對於大陸新公羊學的初步省思等各篇專文。

本書為黃光國教授「中西會通四聖諦」系列的第三本―滅 我會寫這本書，可以說是純屬意外。我原本是余英時的「粉絲」，但後來我發現十分奇怪：一位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取出余氏著作仔細拜讀，就很容易看出所包藏的三大「罩門」。 第一，他不懂《易經》。在傳統中華文化中，因為余氏不懂《易經》，所以他只能寫《朱熹的歷史世界》，而不敢探討朱子的價值世界。 第二，他深受「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迷信「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性，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卻看不到其黑暗面。所以他的整體論述經常顯現出「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 第三個罩門是「畫地自限」。堅持自己的專業領域是「思想史」，對於其他領域的議題一律抱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不予碰觸。怎麼可能對中國文化傳統作出公允的論述？ 更清楚地說，儘管本書對「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展開嚴厲三大部分的批判，...(展开全部)

南北美洲的白銀流往印度、中國；東南亞、印度的香辛料送往中國、西亞與歐洲；印度的棉織品、中國的絲織品被運往亞非歐各地；非洲奴隸送往美洲換取白銀，這些都是眾所熟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故事。十七至十九世紀，世界海上交通與商品流通重要的引導者正是「東印度公司」。 十七世紀正是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高峰，當時印度擁有一億五千萬人，約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更是世界工廠與全球織品生產的龍頭，因此今日英語中許多跟織品衣物相關的字彙都來自印度。相比之下，當時英國人口僅為印度的百分之五，每年國家財富很大一部分都進了蒙兀兒帝國的阿格拉財庫，交換印度各種產品；即便如此，當時的英國大使在蒙兀兒皇帝眼中，還不如蘇菲派賢人來得重要。從阿克巴到沙賈汗三任皇帝經營下，蒙兀兒王室年收入，折合今日幣值達百億英鎊，是歷史上最有錢的帝國。 然而其中卻有這樣一間公司，在兩個世紀中，從早期的加勒比海海盜私掠...(展开全部)

過去關於清末民初對外關係的研究，較少從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化視角與具體個案來看待其重要性。本書認為自清末以來即和中國逐漸形成「特殊關係」的美國，其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活動與中國的國際化息息相關，尤其是一次大戰前後更為關鍵。作者蒐集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的資料，在枝葉繁茂的多元檔案中，爬梳出清末民初美國大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活動面貌，希望藉由重要投資個案的實證，考察中國實業開展過程中的內外因素，並通過此一中美交往的歷程，審視近代中國與世界的接軌。

南北美洲的白銀流往印度、中國；東南亞、印度的香辛料送往中國、西亞與歐洲；印度的棉織品、中國的絲織品被運往亞非歐各地；非洲奴隸送往美洲換取白銀，這些都是眾所熟悉的東印度公司貿易故事。十七至十九世紀，世界海上交通與商品流通重要的引導者正是「東印度公司」。 十七世紀正是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高峰，當時印度擁有一億五千萬人，約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更是世界工廠與全球織品生產的龍頭，因此今日英語中許多跟織品衣物相關的字彙都來自印度。相比之下，當時英國人口僅為印度的百分之五，每年國家財富很大一部分都進了蒙兀兒帝國的阿格拉財庫，交換印度各種產品；即便如此，當時的英國大使在蒙兀兒皇帝眼中，還不如蘇菲派賢人來得重要。從阿克巴到沙賈汗三任皇帝經營下，蒙兀兒王室年收入，折合今日幣值達百億英鎊，是歷史上最有錢的帝國。 然而其中卻有這樣一間公司，在兩個世紀中，從早期的加勒比海海盜私掠...(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