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古籍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項目“《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的附属产品。围绕“古籍校勘”这一主题，收录多位参与“《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項目专家学者的论作。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主办的“校勘与经典”学术讨论专题论文。第二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第三部分辑录若干稀见经典校勘文献。

本書爲作者在經學文獻方面研究成果的結集，以經書版本與經典校勘爲主題，文獻使用上廣泛發掘史料，方法上注重版本學與校勘學的相互爲用，版本的實物形態與文本的校勘結果並重。主要篇目有《“岳本”補考》《元明時代的福州與十行本注疏之刊修》《〈周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周易注疏校勘記〉與盧文弨〈周易兼義〉校本關係補考》《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關於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語〉及其衍生版本的考察》等。收入本書時，已儘可能根據新公佈的文獻資料和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加以修訂補充。各篇論文考證扎實細密，於各書版本校勘研究多有新見。全書收錄書影60幅，其中彩色書影近30幅，可與正文細密嚴謹的校勘考證對參。

本書為錢賓四先生不惑之年後，或應出版社之邀，或就個人、團體之請，以歷史及文化為主題所作的文章、講稿之集成。內容或對時局、或就歷史，皆有深入闡發；以今日時局觀之，部分內容所談也許時過境遷，早非當年面貌，但仔細咀嚼，卻有洞燭機先之明，用於針砭今日現狀、政局亦收切中時弊之效，值得關心時事，或對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人一讀。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民元即在鄉村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曾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各校教職。大陸淪陷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來臺定居。 賓四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論語新解》、《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新論》；有關子部者，有《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學提綱...(展开全部)

本書收集作者環繞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這一主題，所寫的系列論文。現行的楷書，較之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除了字形的外表和書法，有了不少變化外，至於形體的基本結構，歷經不同時代的金文、小篆、和隸書，卻都毫無二致，這大大裨益了我國文化的發展和保存，本書系統扼要探討其演變過程。另外並引用最新出土資料，肯定新石器時代的古陶文是我國文字的雛形，據以推測漢字的起源與發展。

本书汇集的研究主要是依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而展开的。这些文章大多以细致的文本校勘为基础，在版本源流的视角下对正史版本问题进行考察。其成果不仅是修订工作的保障，同时，与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重实物鉴定的取向相得益彰，集中展示了正史版本研究这一传统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包括：第一章导言；第二章敦煌佛经的利用价值；第三章佛经异文与语言研究；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第五章敦煌佛经义疏类考订；第六章俗字与敦煌佛经释读；第七章敦煌佛经俗字考释等等。

早期道教學者在研究臺灣道教儀式時，界定了「道」與「法」不同形態的儀式。近年來對中國南方各地區宗教的調查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學者開始意識到「道」、「法」關係的複雜性遠非過去儀式模型所能分析。要認知「道」、「法」關係，必須透過不同的角度分析，包含歷史傳承、區域脈絡、儀式專家的認知以及信眾的觀點等。在複雜的歷史演變以及目前豐碩的區域宗教研究成果之下，研究「道」、「法」的問題已經無法以均質性的概括論述方式進行，必須在區域宗教現象與宗教史當中作整體性的考察。 本書重點將探討道教經典與地方宗教對於「道」、「法」關係的認知與運用情形，以各種案例探討歷史與當代宗教當中的「道」、「法」現象。討論重點包括「道」與「法」在道教經典中如何定義？在地方宗教當中「道」與「法」又如何運作？民間法術如何進入道教經典當中？地方宗教又如何重新整合地方的信仰與法術？民間的道士與法師如何互動...(展开全部)

黃宗羲曾說晩明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思想領域繽紛離奇，變化極大。王陽明良知學對晩明思想家影響甚廣，不僅思想界，對文學與藝術創造也有作用，而且爭議不斷，其中包括良知的性質，致良知的方法，以及判斷是非，應以歷史的格套或個人自覺為基準等，晩明學術，於此討論甚多。 本書收錄相關論文十一篇，著眼於晩明學術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思想的傳承演化上，除王學影響之外，也涉及其他學術議題，內容廣泛，議論精闢。

本論文集《大夏與北魏文化史論叢》以2019年9月19-22日在陝北榆林學院召開的“大夏與北魏文化史暨統萬城考古國際學術論壇”為基礎，增加美國、德國、日本等前輩漢學家中國中古史譯作數篇綜合而成。这些论文，都是對大夏、北魏以及五胡十六國文學、歷史的最新研究。内容包括文學、歷史、考古、經學各個方面，既有個案的考證，也有宏觀的思考，體現了當下對十六國北朝文史研究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