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图书馆藏有缪荃孙致吴士鉴书札59通（其中一小部分为附页），内容系统、完整，十分珍贵。并且此前未曾公布，知晓者甚少，因此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的《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中的《艺风堂书札》也未能收入。本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补充。这些书札的撰写时间基本上在1912-1919年缪荃孙寓沪期间，内容大多与《清史稿》之编纂相关，对于本书今后进一步考察《清史稿》的具体编纂过程、缪氏的学术思想和藏书史实等，以及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具备独特之意义。同时，这些书札所使用的信笺颇有艺术性，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本书参考《艺风老人日记》、《艺风堂友朋书札》及相关资料，将这些书札依时间顺序排列，加以考释。本书采用书札原文点校文字及考释与书札原件高清扫描图片逐一对照之方式，全彩印刷，以便给广大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书着重对日本汉学家山本宪后人所保存的清末维新变法派人物致山本宪的一百二十余通书札进行整理和研究，包括解题、书札影印、书札录文、书札考释等部分。这些书札记录了清末多位维新变法及其相关人士所进行的诸多活动，以及他们对当时所发生的多起重大事件乃至周围的生活琐事的看法和感受。本书内容不仅可对维新变法运动之研究作重要的资料补充，还涉及近代中日两国知识阶层交往之历史，反映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折射出甲午战后两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种种心态变化。

缪荃孙是晚清民初的重要学者，著述等身，成就极高。他是目录版本学大师，为众多藏书家如刘承幹、盛宣怀等编刻书籍，为古籍的整理和保护提供了极大帮助其金石学集清代之大成。他又顺应时代潮流，创办江南高等学堂，江南、京师学部图书馆等，积极从事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对张元济、傅增湘、柳诒徵等著名学者有极大影响，其余绪嘉惠众多现当代文献学者。

刘毓森（1849—1919），光绪年间任职东海关，负责销算事务，是东海关中比较重要的中层官吏。张荫桓（1837—1900），以幕僚起家，纳赀为知县，光绪二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光绪七年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累官户部侍郎。其致刘毓森书札35通，时间集中在光绪三年到八年，除一般问候寒暄外，多涉及张荫桓所参与的诸多活动，以及东海关、山东府署的事务，芜湖关的情况。龚易图（1835—1894），咸丰九年（1859）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济南知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江苏按察使、广东按察使等职。其致刘毓森书札28通，以光绪二年和三年为多，内容涉及东海关事务、人事关系及个人生活等。龚易图与张荫桓先后任职于东海关，书札中许多内容涉及他们交接前后的关务纠葛，这些内容在张荫桓致刘毓森书札中也占很大比例，相互对照，可以对事件的原委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叶德辉（1864—1927），别号郋园，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经学家、出版家。松崎鹤雄（1867—1949），号柔甫，日本汉学家。1908年作为《朝日新闻》通信员，随水野梅晓来到长沙，先后从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问学。叶札落款大多署有年月日，其中，有明确日期的最早一封写于1911年1月12日，最晚写于1920年11月20日。内容主要包括：叶德辉著书作诗、校书刻书、编纂藏书目录、纂修家谱、参与编印《四部丛刊》等活动，针对松崎鹤雄问学的答疑解惑，对辛亥革命、欧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时局的议论，对王闿运、王先谦、赵尔巽、沈曾植、柯劭忞、瞿鸿禨、章太炎等的臧否，与盐谷温、竹添井井、白岩龙平、水野梅晓等日本友人的交游，等等。

《新会梁启超书札》五十通、七十六葉，另封面、内封、封底各一葉，用梁启超自制『饮冰室用箋』，如『饮冰集张公方碑』、『写陶句自制箋』、『集张伯敦碑』、『饮冰室啓事』等，也有少量坊间『文美齋蘭亭箋』和『幣制局用箋』，係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六年间写给江庸的。内封题『新会梁启超书札 民国十五年装池』，下有江庸题署。 　　本书主要收编了梁启超先生当年任司法总长期间，与江庸交接工作期间的书札五十二篇。本书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鲜为人知的信息与资料。另外也为书法艺术研究者提供了艺术欣赏的范册。

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收录的是晚清政界、学界、工商界重要人物张之洞致其同乡、“清流”干将张佩纶的六十二通书信及两首诗稿，图片展示原件，配有释文和笺注，内容主要为两人相约前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文献和交流鉴赏心得，以及筹商修建畿辅先哲祠和编纂《畿辅先哲录》等事，反映了二张当年交往的频繁和密切程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二张及京官们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活动状况。这批手札由可居室主人王贵忱先生收藏，均未见《张文襄公全集》及河北版、湖北版《张之洞全集》著录，笺纸精美考究，弥足珍贵。

私人函札本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记录，因为其私密性，往往较少顾忌，所以能够透露大量不为人知的秘密。作为一种史料，它可以还原大量的历史细节与隐微之处，重要函札甚至能重新书写历史叙事，在近年来尤其受到学界的重视。 曾熙为我国著名教育家、艺术家，著名爱国人士，其在近代文化史、教育史和艺术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本书所收信札原件大部分来源于曾熙之曾孙曾迎三先生家藏，在收集和整理曾熙信札过程中，曾迎三先生又赴各公藏单位与私人藏家处查阅相关书信与资料，汇为目前规模。本书约十五万字，共收录曾熙致友朋信札一百余通。本书所收信札涉及近代史上大量著名人物，如吴昌硕、丁立钧、端方、周梦坡、庞元济、李瑞清、谭延闿、马宗霍、张大千等共六十余人，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整理者曾迎三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家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曾与人合撰《曾熙年谱长编》，对本书所收信札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也做了必要的...(展开全部)

黃永年是當代中國很特別的一位歷史學者，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是呂思勉、童書業、顧頡剛三位大師的入室弟子，學有專精，但他的學術道路卻很不平坦。1958 年被劃為右派後，不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後達二十年之久；幸虧他被派到圖書館，仍可以偷偷「練功」。　　1979年以後，學術空氣逐漸放鬆，黃永年才被調到陝西師大歷史系教書，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升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長，現已升任所長。　　1979年起的十年間，黃永年發表了一系列唐史研究的論文，考釋細密，饒有見解，充分展現「練功」二十年的功力，引起國內外學者注目。本書正是這些論文的結集。黃氏自承頗受陳寅恪先生著作啟發，也對陳氏論點未盡妥適之處提出補充與修正，學界評價頗高。

《易经古歌考释》是一项重大发现，证明传世《周易》的古经部分是由两种文献构成的，即殷周之际流行的“古歌”和西周初期写定的占辞，从中勾稽出六十七首“逸诗”，俨然是一部比《诗经》时代还早的诗集，并加以翔实的训释和生动的现代汉语翻译。此书被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誉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然成一家之言，为易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亦为古代诗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区宇”。此书初版于1995年。这次再版的修订本，对于原版的考释，补充了一些材料；原版考释有误的地方，进行了更正；原版考释存疑的地方，提供了一些说明；原版的一些排印错误，给予了纠正；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此外，增收了作者的六篇有关文章作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