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外来文明的借鉴与吸纳，汉唐时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力强大，人口众多，文化发达，胡汉交往频繁。其中，大量胡人（泛指中国以外的外国人）通过贸易、出使将本国的工艺品、器物、食物乃至动植物带到中原内地，同时将外来文明中的宗教、文化、艺术、习俗也带到汉地。最重要的是，大量胡人生活在唐代中国的宫廷、城市，潜移默化中将他们的文化植入了中原文化，逐渐使得中华文明中有了外来文明的因素。但是，多年来相关研究或者较依赖于文献记载，或者比较具有局限性，不能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胡汉文化的交流互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日趋深入，尤其是大量相关考古成果的涌现，为深入研治胡汉文化交流的课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书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20多年来始终坚持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开展对汉文明与...(展开全部)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民族卷，围绕“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主题，积极探索汉唐时期胡汉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从不同角度进行前沿性研究，依据草原突厥、绿洲西域和中亚粟特的多方互动，结合考古发掘新成果和文物解读新收获，撰写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论文，考证了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区别了胡姬与吴姬的不同，对中古入华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进行了寻踪，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对消失种族的思索记忆，对民族嬗变的阐幽发微，具有学术回顾和推进作用，对梳理中华“民族性”多元形成的根源颇有益处。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宗教卷，围绕“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主题，对北朝隋唐时期各种宗教错综复杂的图景进行考察，针对由西亚、中亚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入华后的传播和变化，做了不同层次的研究，许多前沿性的课题被重新解读和再次提出，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对植根中国大地新发现的出土文物，长安米继芬家庭的景教信仰，洛阳景教经幢的比较考释，景教天使与佛家飞天的辨识，安备墓祆教圣火的艺术表现，祆教大会石槨线刻画的解读，摩尼教禁欲艺术品的分析，首次发表后都曾引起国际宗教界学者的思考与转引，其对“三夷教”艺术的探索和观点开辟了新的领域，推进了中古外来宗教入华后“华化胡裔”的原创研究。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艺术卷，围绕“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专题，选择当今学术前沿的课题，按照文化遗产的流传线索，认真考察新近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以解读“人类瑰宝”的视觉心态和图像模式，展现出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古代艺术史，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都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高峰均与外来文明紧密相连、丝丝入扣。书中收集的一组文章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各界关注，其突破性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经典艺术的深入研究。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宗教卷，围绕“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主题，对北朝隋唐时期各种宗教错综复杂的图景进行考察，针对由西亚、中亚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入华后的传播和变化，做了不同层次的研究，许多前沿性的课题被重新解读和再次提出，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对植根中国大地新发现的出土文物，长安米继芬家庭的景教信仰，洛阳景教经幢的比较考释，景教天使与佛家飞天的辨识，安备墓祆教圣火的艺术表现，祆教大会石槨线刻画的解读，摩尼教禁欲艺术品的分析，首次发表后都曾引起国际宗教界学者的思考与转引，其对“三夷教”艺术的探索和观点开辟了新的领域，推进了中古外来宗教入华后“华化胡裔”的原创研究。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艺术卷，围绕“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专题，选择当今学术前沿的课题，按照文化遗产的流传线索，认真考察新近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以解读“人类瑰宝”的视觉心态和图像模式，展现出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古代艺术史，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都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高峰均与外来文明紧密相连、丝丝入扣。书中收集的一组文章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各界关注，其突破性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经典艺术的深入研究。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交流卷，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专题，以考古新发现为先导，纳入中西文献的养料，采用“世界性”做大视野的思考观察，从小处着手，采撷历史亮点，推出了一系列别有路径的研究成果。作者结合“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看万件物”的践行，以及参与过多次文物精品展览的策划，通过“文字与文物”“廊道与线路”“叉口与中心”，反思多元与碰撞后中国文明曾经达到的独特高度，了解欧亚古国与古代中国或隐或现的文明联系，既对十字口文明圈辐射有理智启迪，也再次证明文化交流是人类通向文明之路的必然征程。

本书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交流卷，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专题，以考古新发现为先导，纳入中西文献的养料，采用“世界性”做大视野的思考观察，从小处着手，采撷历史亮点，推出了一系列别有路径的研究成果。作者结合“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看万件物”的践行，以及参与过多次文物精品展览的策划，通过“文字与文物”“廊道与线路”“叉口与中心”，反思多元与碰撞后中国文明曾经达到的独特高度，了解欧亚古国与古代中国或隐或现的文明联系，既对十字口文明圈辐射有理智启迪，也再次证明文化交流是人类通向文明之路的必然征程。

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专著，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最前沿成果，无疑具有示范的作用，其领先地位可能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比起出版不久的、同属于“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林梅村《古道西风》，此书显示了历史学的亲切、扎实和深厚。要了解中国学术已经取得的进展，可以拿此书与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来比较一下，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的确已经走到一个新高度了，这虽然还不足以让我们骄傲，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生发并保持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