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为汉初一代儒宗，又是汉代公羊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学术世代立为博士，尊于学官，不独对于两汉之经学，且于中国古代数千年之政治、法律、社会，影响皆极为深远。至汉末又有何休，为《公羊》墨守之学，而力辟盛极一时之《左氏》学，可谓汉代《公羊》学之殿军。其后治《公羊》之学者，两千余年间，皆莫出二子之外。本书立足于汉晋数百年经学史中的今古之争，详细梳理了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及其与《左氏》学的关系。且本书亦凸显了董仲舒与何休的差异，并试图揭示这种差异对于清末《公羊》学的巨大影响。本书长于对《公羊》义理、条例的分析，以及相关经学史脉络的梳理，是一种不同于思想史论述的经学著述。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包括：上编公羊学学术精论；第一章《春秋》三传及其区别；第二章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内涵；第三章西汉公羊学；第四章东汉公羊学；下编公羊学与汉代社会研究；第一章公羊学与汉代学术；第二章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第三章公羊学与汉代法律等等。

本书梳理了公羊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从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出发，有选择的吸收前贤尤其是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公羊学的发展历程为经，以公羊学理论内涵为纬，经纬交织地剖析公羊学理论的历史变化，还原历史，还原人物，使其各归其位，力求准确地说明公羊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独特内容，并公允的评价其理论得失。本书依据汉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化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分六个阶段——战国的形成阶段、西汉的兴盛阶段、东汉的成熟阶段、汉后至清中期的衰落阶段、清代的理论复兴阶段、晚清与近代的嬗变阶段——对公羊学的理论变化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分析，为读者和研究者呈现了公羊学两千年的发展大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对董仲舒与两汉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董仲舒是西汉前、中期杰出的思想家和经学大师,在汉代有“为儒者宗”、“为群儒首”之称誉。他博通经籍,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两汉学术思想的影响至广至深。本书以《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为题,旨在论证董仲舒不但具有丰富的历史思想,而且这些历史思想对于司马迁、刘向、刘歆、王充、班固、何休和荀悦等两汉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从一定程度而言,两汉史学思想的发展和走向,是与董仲舒历史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说《春秋》之性质，乃从公羊学论，然则公羊学何学欤？公羊学者，以《公羊传》为主说《春秋》之学也。既言以《公羊传》为主，是不独限于《公羊传》一书矣，犹当有其上探下考旁求之左证与依据。然则言《公羊》者必言《春秋》，《公羊》之不可离于《春秋》，亦犹《繁露》之不可离于《公羊》。 《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是继陈柱《公羊家哲学》之后 本研究公羊学的专书。本书作者阮芝生，台湾大学教授。本书原在台湾出版，今重新校订出版。综览全书，核心问题有五：一、《春秋》是经还是史？二、《春秋》是否为孔子作？三、孔子为何作《春秋》？四、《春秋》有无微言大义？五、《春秋》书法问题。阮芝生认为：《春秋》是经不是史；《春秋》是孔子所作而非所述；《春秋》有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意在“拨乱世、反诸正”、“立一王之法”。

汉朝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之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资助项目。

《“托古改制”与“三世进化” 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研究》以考察康有为公羊学的核心范畴为线索，采用概念分析、文本细读等方法，依次就康氏公羊学学术规模、"托古改制"、"三世进化"及其公羊学视域下的解经学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并注重结合经学史研究视角，彰显康氏公羊学的学术价值，以弥补前人研究对康氏经学之系统性关注不够和相关概念讨论不足等缺陷。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治今河北景县西南）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 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 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以及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 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阶级矛盾现象有所揭露，提出“限民名（占）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抑兼并主张。 在教育上，主张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设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