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制度研究》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史料翔实，持论谨慎，言必有据，很多地方填补了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如上编第三章“行省与地方财政”、第七章“行省与乡试”等）。书中论点建立在充分、细密的具体研究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很强说服力，绝非无根空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行省制度，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中编关于若干行省的考察。下编行省制下的宣慰使司和路府州县等。

本书稿为国家社科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是“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书稿分为三编，上编对行省制度进行本体考察，中编研究各地诸行省，下编探讨行政、军事、检查机构与制度同行省制度的关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谨严，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参考价值。

本书稿为国家社科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是“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书稿分为三编，上编对行省制度进行本体考察，中编研究各地诸行省，下编探讨行政、军事、检查机构与制度同行省制度的关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谨严，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参考价值。

都护是中国古代王朝设置的众多官职中的一类，时间上起自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终止于明王朝所设置的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其对维护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边疆研究文库：都护制度研究》在系统介绍以往都护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从两汉时期都护制度的形成、三国至隋时期都护制度的发展、唐代都护制度的完善、五代以后都护制度的衰落，对都护制度的发展史做了详细阐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中国边疆研究文库：都护制度研究》对中国古代边疆史，尤其是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明堂制度萌芽于上古社会的晚期，成熟于西周初年，消亡于明代末年，是我国古代社会礼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本书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名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初步解答了诸如明堂的定义及功能、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它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还简要探讨并描述了明堂性质的演变过程；指出明堂所表现的意义是君权神授，其本质则是维护人间与神界最为紧密的关系。

本文以宋朝制置使这一具体职官为研究主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清两类制置使的区别、论述制置使的发展过程、探讨制度的处延层面三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讨论，通过对制置使内涵的考述，以及对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的阐释，来说明宋朝职官制度的特点，勾勒出宋代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官主导的战时体制的历史轮廓。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考察其興盛的原因，與一套較為完備的典章制度有直接的關係。在唐代的各種典章制度中，御史制度尤其具有特色。唐代御史臺機構完整，自成一個系統。唐代御史制度，不僅在當時發揮著重大的作用，而且對以後各朝代、對世界各國也產生深遠的影響，很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

流刑作为“死刑减一等的刑罚”，唐令以降被定位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同时，流刑也被称为“礼教刑罚”，由于原本的刑罚理念与现实的执行之间存在偏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本书基于2006年公开的《明抄本天圣令》条文，聚焦于流刑和劳役刑，揭示了唐宋时期刑罚制度的特质。全书分为七章，前篇三章以唐律流刑为主题，从其渊源、制度特征、理念与现实的乖离等不同方面展开了考察；后篇四章对宋代放逐刑和劳役刑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另有附篇三篇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可与正文相互补充。

本书稿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龙俊独著之《登记对抗制度研究》。本书稿一共分为七章，分别是“引言”“登记对抗理论模型的建构”“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客观范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主观要件”“动产担保中的特殊对抗规则”“结论”。内容完整，资料详实，论证充分，具有很强的理论魅力和理性色彩，同时，本书稿极具实践性，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纠纷进行了类型化的分类，提出了法律适用的思路与可能的解决之道。因此，本书不仅具有理论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实践品格。

关于中国古代刑罚制度，迄今为止研究成果众多。这些研究均以文献史料的可见记述为依据，将汉代法制看作对秦代制度的承袭进行论证。而本书从到目前尚未明确的秦帝国法律入手，灵活运用新出土的最新资料，对秦代和汉代刑罚制度的不同之处进行探讨，尝试彻底颠覆旧学说，投石问路，在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道路上投出一块新石头。 本书整体由四编及补编构成。第一编和第二编是秦代和汉代的刑罚制度考证，第三编为连坐制问题，第四编阐述秦汉爵位制度与刑罚的关系，补编则论述秦汉时代的刑罚理论，诸如约与律、罪与罚、刑罚的目的与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