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绘画7:经变》主要内容：藏经洞里这些唐、五代时期的经变画，多为几幅绢拼接而成的大幅绢本，它们多出自敦煌曹氏画院画工之手，不具作者名姓，也无从考据是否名家手笔。这些在唐代流行的经变画，通常有一种基本的构成模式：纵向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主体，占的比例很宽，两边细长部分，分成若干个连续的画面，画的是不同的经变故事图。中间部分都是说法图，有众多佛、菩萨及随侍者，背后是巍峨的楼台庭阁，前面莲池上有伎乐、水鸟、迦陵频伽等。两边的故事图内容，也多有一定的模式。如《观无量寿经变》少不了阿闺世幽禁父王、佛给韦提希夫人说“十六观”的内容。《维摩诘经变》少不了文殊、维摩诘坐而论道，《药师佛经变》少不了“十二大愿”和“九横死”，《弥勒经变》少不了“剃度”等。 这些绢本绘画的颜色，都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经过研磨、兑胶制成的，画师将这些颜料，依照画上的形，均匀涂上去，再精细地...(展开全部)

《西域绘画3(菩萨)》主要内容：敦煌壁画享誉中外，而本套丛书所收录的这批以绢画为主的作品，无疑是对壁画非常有益的补充。即如《西域绘画3》所呈现给观者的这些菩萨画像，壁画当中本来完全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绘制图式，而且有的作品从表现规模、场景布置上还要胜过尺幅相对狭小的绢画。但是考虑到绢画特殊的材质与绘制手法，加上其于藏经洞封存千年，我们便不能不对敦煌遗画另眼相待。尺幅小，易于绘制，所以绢画往往由画师们在专门的画室完成，自然敷色、用笔上较之壁画更显用心。 封存千年，不见阳光，拥有保持原初效果的绝佳环境，所以当我们痛心于有些壁画遭受自然剥蚀风化时，再来一睹色彩如初、华艳夺目的绢画，定会是另～番感受了。正是因为如此，今人研究敦煌绘画艺术，必须将绢画、壁画两类作品从多方面做出更深入的比较、印证，方能取得较为完善的认识。 菩萨画像在整个敦煌遗画中占有半数以上的比例，...(展开全部)

《西域绘画2:菩萨》收录的菩萨像大多数取自于幢幡的幡身部分，并没有将画像所在的幢幡做出完整的展示。由于幡身一般都呈长条形，因此上面多是绘制单尊画像，几乎占满了整个幡身。由于审美习惯的原因，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书中收录的一组颇具印度风格的画像产生特别的感受，画像里的菩萨发辫披肩，上身裸露，细腰长臂，笔直的双腿看不见膝关节，而双脚显得异常强壮甚至有些生硬。 据记载，这几件幢幡在发现之初便出自同一个包裹，可见是缘于某种原因而制作的成套作品，风格如此地近似也就很正常了。书中还有一件《观世音菩萨像》，给人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既是侧面像又是以行进姿态示现的画像难得一见。 佛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类型化。不只上面提到的成套的印度风格的幢幡如此，本套书收录的其他本土风格的画像同样是成套出现，貌相、构图、服饰等大同小异。不过这种成套的类型化创作特征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雷...(展开全部)

《西域绘画1(佛•菩萨)》主要内容：该作品的创作年代约为8世纪初，是敦煌藏经洞中绢画年代较早的一件。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进行时代的印证。首先，相同的说法题材，其构图与敦煌唐初洞窟的表现最为类似；而且，这一图式正是从隋代石窟壁画中表现佛与二胁侍菩萨的简单图像中演化而来。其次，主尊嘴角的线描式样，与永泰公主墓室壁画非常相近。因为到了8世纪后半叶，一般上下唇之间的勾线，两端要稍粗一些；再到10世纪，线条则拉得更长，末端弯曲得很尖。再次，画中女供养人的发型、着装，甚至是表情，完全与唐初壁画、陶俑中的侍女形象相一致。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该作品的创造年代，即华盖、莲座上灵芝状的祥云，也正是唐初敦煌壁画常见的图样。

《西域绘画9(纸本)》主要内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绘画中，有一定数量的纸本绘画，这些画相对藏经洞的大幅绢画而言，尺寸较小。唐代时，造纸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纸的产地广、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皮纸、藤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麻纸生产则更加兴旺，其中有白麻纸、黄麻纸和五色麻纸等多种，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当时的官方用纸，凡是诏令一类，多用白麻纸书写，所以当时宣布诏书又被称作“宣麻”。官府抄书也用这类麻纸，唐玄宗时，仅洛阳、长安两地用麻纸抄写四部库书就达十二万余卷。而写经则用黄麻纸，敦煌藏经洞里的经卷，大部分都是用麻纸抄写，新疆出土的唐纸，也大部分是麻纸。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工艺要求高，但皮纸厚而坚韧，具有麻纸所没有的优点，更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冯承素的《兰亭序》摹本和韩晃的《五牛图》用的都是皮纸。这一时期四川成都所产的薛涛笺，就是用当地所产木芙蓉...(展开全部)

《西域绘画8(经变)》主要内容：经变画是指依照某部佛经来绘制的绘画作品，亦称变或变相。广义上讲，凡依据佛经绘制之画，皆可称为“变”。其中包括了情节生动的本生、因缘、戒律等故事画，它们不同于没有情节的说法图和单尊像。但这些故事画多数时候只是选取佛经的一部分内容，而狭义上的经变画，则通常特指那些将某一部甚至某几部佛经之主要内容组织成首尾完整、主次分明的大画。古人绘制经变画目的是运用艺术的形象，向信徒传播佛教的理念。这种绘画形式在南朝时即已出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有南宋时袁倩画有《维摩诘变》，梁时儒童画有《宝积经变》。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大量的经变画，具有代表性的有《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等。经变画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佛经，如法华经变与《法华经》，维摩诘经变与《维摩诘经》之类。 藏经洞里的这些经变画，...(展开全部)

《西域绘画6(佛传)》主要内容：敦煌莫高窟里，表现释迦牟尼生平传说故事的绘画，占有相当的比例。这类题材的绘画作品，早期多为片段画面，如四相、八相，或是乘象入胎、夜半逾城、深山断发等等。到北周时期，开始出现了完整的连续佛传故事画。今天我们能看到第二百九十窟中，六条并列的佛传壁画，总长度达二十五米。画面有乘象入胎、蓝毗尼园诞生、仙人看相、太子读书、比武、迎亲、出城、夜半逾城、山中苦修等。近80个画面连缀成了一幅长卷，这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佛传连环画。 经洞里发现的这批丝绢画，无论从尺寸还是场面，都比壁画小很多。它们多数是出自晚唐五代时期画师的作品，被封藏在洞窟中800余年，不见阳光。因此受到的氧化及人为破坏相对较小，颜色饱满艳丽，有的甚至鲜艳如初。这些佛传故事图，被组装在经幡一类的佛教用品上。总计约有26件（包括完整和不完整的）。因为幢幡的尺寸限制，画面多...(展开全部)

天王画像在《西域绘画5:天王•金刚》的编选中占了多数，金刚力士只选了三件代表性的作品。所谓天王，即身居欲界六天之最下天的护世四天王。此重天位于须弥山的半腹，半腹有犍陀罗山，其山有四山头，四天王各居一山，各自护守其领地。根据《止持会集音义四王天》所讲，"东方持国天王，谓能护持国土，故居须弥山黄金教（土垂）。南方增长天王，谓能令他善根增长，故居须弥山琉璃无（土垂）。西方广目天王，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故居须弥山白银堙。北方多闻天王，谓福德之名闻四方，故居须弥山水晶 。" 在《西域绘画5》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天王的形象几乎全以武将的形象出现，身披铠甲，八面威风，一副常人不可逼近的貌相。之所以如此，本来便与天王类似君王的身份有关。而具体到每一位天王，仅从程序化的服饰、面容很难对应，所以必须依靠供养题记或是其手中所持的法器来断定身份。即如东方持国天王持...(展开全部)

日本人敬畏西域，即使在今天，西域也依然拥有巨大的魅力。 自从我开始写小说——当然也多亏了学生时代所受过的西域的洗礼，我便以西域史为题材，写了几部以西域为舞台的小说。诸如《敦煌》《楼兰》《洪水》《昆仑之玉》《异域之人》等。 自从屡屡受邀访问中国之后，我便越发感受到一种诱惑。真想去自己写的小说所涉及的舞台看一看。如今，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让我魂牵梦绕四十余年的地方。这便是西域，这便是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