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章论述象征主义发生发展的态势和代表性诗人；第二章着重论述西方象征主义中国化的动因构成；第三章讨论1925年中国象征派崛起前的期待视野；第四至第四章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具体描述象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第六章考察中国文学在创作上对象征主义的变异和转化；第七章从古今中外不同资源和语境深入探讨现代诗学范畴内涵的发生、演变和特征，多维度观照并建构起中国现代象征诗学的基本体系。

象征主义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潮流。被中国本土化的象征主义—— 中国象征主义——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本书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背景中，从诗和诗学的双重视界考察中国象征主义在1925—1949年间的发展演变。诗与诗学双重视界的契合与悖离是本书的切入点。通过对诗与诗学文本的细读，本书既考察中国象征主义接受欧洲象征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注意到中国象征主义在接受过程中本土化的一面，并将之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与个人情境中加以研究。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以在梁宗岱百年诞辰时出版的《宗岱的世界》和《梁宗岱文集》为研究文本，以“主题学”研究为主要方法，将梁宗岱的创作、批评和翻译活动放置到法国乃至世界性的象征主义大视野中，从而对其进行整体评价。在对象征主义潮流进行简要而全面的介绍之后，《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着重分析了梁宗岱作品中构成梁宗岱世界的—些重要主题，如崇高、象征、契合、神秘主义、直觉等，都被放置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大背景中，进行真正的溯源工作。 《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通过全方位比较梁宗岱与象征主义，使得梁宗岱真正的独特性得到彰显，显示出穿越了象征主义的梁宗岱时刻以文学的最高境界为追求目标，追求“—切的高峰”，终于成为—代越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最具个人特色的杰出代表之—。《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采用了大量从法语原文直接翻译的：文学资料，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法国象征主义的第—手材料。对马拉美...(展开全部)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内容简介：建立一种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双重参照背景是本文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个主导的命意。但是，这种意图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关键还在于对现代作家象征主义创作实践的具体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决不是单纯为了印证西方象征主义的原初形态在中国也存在着翻版，这种简单的指证往往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窘境，具体的论证过程也不过是为了证明究竟哪些中国作家以及哪些现代作品是象征主义的。这种现象层面的影响实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立论的一个出发点。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尚在于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相互融合的具体途径，在于辨认象征主义到底为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艺术表现的深层方式以及在于分析现代作家如何在吸收与内化西方滋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异质的因素转化成自己民族的美学风格。象征主义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实绩正在于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展开全部)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内容简介：建立一种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双重参照背景是本文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个主导的命意。但是，这种意图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关键还在于对现代作家象征主义创作实践的具体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决不是单纯为了印证西方象征主义的原初形态在中国也存在着翻版，这种简单的指证往往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窘境，具体的论证过程也不过是为了证明究竟哪些中国作家以及哪些现代作品是象征主义的。这种现象层面的影响实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只是立论的一个出发点。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尚在于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相互融合的具体途径，在于辨认象征主义到底为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艺术表现的深层方式以及在于分析现代作家如何在吸收与内化西方滋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异质的因素转化成自己民族的美学风格。象征主义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实绩正在于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展开全部)

《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全方位讲述20世纪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作家的接受史、创作史，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及其历史命。《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史料丰富，全面、系统、准确。悉数囊括百年珍籍秘刊之史料精华。既无天马行空的臆断，也不搬运未经消化的外来教义。文风朴素、学风淳厚。《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重点项目并获老年科研基金出版补贴。

王铭铭最近同时推出了三种人类学作品，《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之外的两种实际上只是改订后的旧作，只有此书才是值得留意的新书。“本土化”问题，一直是王铭铭的焦虑所在，而他对此问题其实有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感情：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类学者，他当然希望能搞出针对中国本土问题的人类学来，而不只是照搬西方理论；而另一方面，他又强烈地感到，人类学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全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即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的历史遗产。要想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就必须有反思地继承中国人类学的这笔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