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就要出版了，作为朋友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但他要我写个序，却让我很犯难和不安。多年来，我虽然一直从事国家法方面的立法工作，与宪法学界也一直有些接触和交流，但却始终只是一个立法“匠”而已，理论上没有多少研究。但翟小波博士执意要我写几句，只能借此谈点读后感，与大家分享。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最低限度的共识，是所有个人和组织的根本行为准则。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只有在实践中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只有为人民的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才能具有真正的权威和尊严。正如翟小波博士在《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开篇中提出的，“宪法必须实施，否则不如无宪。”

肖蔚云教授作为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本书中对八二宪法起草的背景、主要经验、重大问题和各条文的具体讨论，做了最为精准而又精炼的记录，并进行了学理概括。本书是理解和解释八二宪法制宪原意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是理解我国宪法的最权威的著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特别是推进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宪法实施，必须以对宪法的准确理解为前提，而本书是对宪法做历史解释的基本参考资料。同时，本书具有极强的学科开创意义，对建构中国宪法学的自主话语体系也具有基础作用。本书曾于1986年由我社出版(统一书号:6209.73)，因年代久远，年轻学者多未睹真容，而以复印本和扫描本传播，如能重排出版，必为学林欢迎。肖蔚云先生是北大宪法学科的主要奠基人，2024年是肖先生100年冥诞，重排出版也有特殊的学术传承和纪念意义。

肖蔚云（1924-2005），湖南祁阳人，我国著名宪法学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9年获得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国家法副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改为法学院）。曾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书记、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1985年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1996年任北京市法学会名誉会长，2002年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0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肖蔚云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关于中国现行宪法的阐述和概括，关于宪法基础理论、基本原则、指导思想、新中国的制宪权、宪法保障、宪法与司...(展开全部)

十年的动乱使我国的高等学校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以至于一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或“高等教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阶段的叙述大多以“教育机构全部瘫痪”、“制度虚无”等结论概括之。 高田钦所*的《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对“文革”时期高等学校的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并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愈来愈发现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段空白，而且高等学校在组织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迁，这在我国高等学校百年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

十年的动乱使我国的高等学校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以至于一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或“高等教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阶段的叙述大多以“教育机构全部瘫痪”、“制度虚无”等结论概括之。 高田钦所*的《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对“文革”时期高等学校的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并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愈来愈发现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段空白，而且高等学校在组织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迁，这在我国高等学校百年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

宪法实施的理论化不仅仅是提出一套制度化的设计方案，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国家公共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找到宪法实施的理性本质。宪法解释与宪法商谈都是实践理性在宪法具体化过程中的展开，前者背靠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在传统法学方法论的语境里实现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和中国化，最终在具体情境中实现宪法判断的客观性；后者依赖交往理性与商谈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宪法解释的科学主义还原倾向，将宪法规范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文化心理结构妥当地连接起来，体现出一种程序主义共和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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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10年以来，随着微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异军突起，对微电影的研究也如影随形，出现了一股热潮。特别是近年来，微电影发展中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在研究中得以爬梳和深化。这些或新的开拓，或更有力度的阐述，既拓展了微电影研究的范畴，也呈现了理论批评界的眼界和胸襟。微电影研究像是一个窗棂，折射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文化意义。据此可以预期，微电影的探索与发展正未有穷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引完全可以引领潮头，为世界电影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