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观念架构系以诗体的发展为主,所标举的文体研究系建立在两个基设之上:其一,诗体的演进乃时代新美学与文化观的反应;第二,诗体的根本意义植基于其恒动的演化史上。本书重点在处理词史早期大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范畴希望能借此彰显词独特的结构原则。本书的骨干围绕词的两个层面撑起。首先,就词的整体性而言,我们必须从其独特的形式(如平仄与分片的原则),从其结构(亦即构词方式),或从其功能(如主、客体的关系)来分析。其次,追踪分析文类发展的历时性面向,从“史”的观点追索历代大词家之间的联系。 “词”是通俗文学直接瀹启下的产物,在发展成“体”之前,乃为通俗曲词或娱众佳音。而词人不断把通俗曲词化为文人词的努力,在词体的发展史上亦辙迹分明。本书第一章主要论点在此。 接下来研究了五位大词家,都是词史早期的代表人物: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与苏轼,从中窥见词的发展过程。

本书的观念架构系以诗体的发展为主,所标举的文体研究系建立在两个基设之上:其一,诗体的演进乃时代新美学与文化观的反应;第二,诗体的根本意义植基于其恒动的演化史上。本书重点在处理词史早期大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范畴希望能借此彰显词独特的结构原则。本书的骨干围绕词的两个层面撑起。首先,就词的整体性而言,我们必须从其独特的形式(如平仄与分片的原则),从其结构(亦即构词方式),或从其功能(如主、客体的关系)来分析。其次,追踪分析文类发展的历时性面向,从“史”的观点追索历代大词家之间的联系。 “词”是通俗文学直接瀹启下的产物,在发展成“体”之前,乃为通俗曲词或娱众佳音。而词人不断把通俗曲词化为文人词的努力,在词体的发展史上亦辙迹分明。本书第一章主要论点在此。 接下来研究了五位大词家,都是词史早期的代表人物: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与苏轼,从中窥见词的发展过程。

本著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词体在越南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探研，揭示词体创作在越南传播与流变的过程，填补越南汉词研究的空缺。内容上，以越南历史上的朝代断限划分章节，分为后黎朝之前、后黎朝以及阮朝三个时期，并一一统计各时期越南汉词的词作数量、作者情况、存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梳理出越南汉词史的发展脉络，描绘越南汉词的整体观感，展现越南汉词的整体面貌。撰写上，一方面力求通过对越南汉词文献的考辨，梳理这些文献内部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历来研究中对这些文献的认识误区；另一方面对越南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词人与词作，进行创作心理、艺术特点的内部剖析，并联系外部的时代政治、文化和个体境遇等影响因素作深入阐释，深化越南汉词乃至越南汉文学的研究。作者在本著中搜集和运用的越南汉文词作数量达数百首之多，基本上囊括了现存可知的所有越南汉文词作，在文献基础方面堪称完备。这些汉文词作分布...(展开全部)

含词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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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安泰兼擅诗词创作和诗词研究，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称“民国四大词人”，享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之誉。其词之创作，以南宋姜夔、张炎为宗，继陈兰甫、陈洵之踵，为岭南词派代表人物。其词学之研究，承桐城派余绪，以故实为“史”、以辞藻为“集”、以音训为“经”、以义理为“子”，构建起词学研究中独特的“经史子集”之学。 此书精选了詹先生论著中的经典篇目，分为“无盦说诗”“无盦谈词”“诗词研究”三编，读者可从其对声韵、音律、调谱、章句、意格、寄托、修辞的分析中，窥见一个精妙而完整的词学体系。

《成都文类》是南宋庆元年间四川安抚制度使袁说友编纂的一部有关成都诗文的分类纂次的总集，共五十卷。所收作品上起西汉，下至宋孝宗淳熙年间，共一千余篇，内容则为历代文人对蜀中尤其是成都山川风物、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的咏赞。此书搜采范围颇为广泛，保存了大量当时所能见到的珍贵资料，其涉及范围遍及全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元文类》（《国朝文类》）七十卷，收集元代前期和中期八百余篇诗文，前八卷为诗赋，后六十二卷为文，另有目录三卷。全书以体裁为类相分,分赋、骚体、诗(乐章、四言诗、五言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着、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神道碑、传等四十三类。《元文类》涉及作者一百六十余人，既有享誉朝野的文学大家，如元好问、姚燧、马祖常、刘因等人，也有郑陶孙、袁裒、辛文房、魏初、王鹗、滕安上等诗文作家，且所选多为精品,确实反映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成都文类》是南宋庆元年间四川安抚制度使袁说友编纂的一部有关成都诗文的分类纂次的总集，共五十卷。所收作品上起西汉，下至宋孝宗淳熙年间，共一千余篇，内容则为历代文人对蜀中尤其是成都山川风物、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的咏赞。此书搜采范围颇为广泛，保存了大量当时所能见到的珍贵资料，其涉及范围遍及全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清词探微》详细论述了清词如何脱离明词窠臼，通过不断构建新的词学理论、词人群体的创作实践和交流，逐渐形成多个特色鲜明的清词流派，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对清词在中国词史中的地位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清词超越元明，有所开拓、创新，词人以及词作的数量均为历史最高，颇有中兴之势。 作者这些年主持《全清词》的编纂，努力把编书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事实上，这也体现了先师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思想。1982年，程先生在接受《全清词》的编纂任务时，就以他对学科建设的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不能仅限于编一部书，而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全面发展。因此，我在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有一个基本设想，戏称为“五个一工程”：“编出一部书，培养一批人，推出一批副产品，建设一个学术方向，建立一个学术中心。”在编《全清词》的过程中，一些年轻人程度不同地参与进来，一方面，编纂《全清...(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