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词科与南宋文学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宋代词科的诸多问题，以“身份”为视角，尝试从科举与文学的缠结互动层面，推导出一些宋代科举对文学影响的论点。通过对南宋整体翰苑掖垣文学与词科关系的分析、词科人士诗词文创作的全面考察，以及词科与理学关系的探讨，大致勾勒出一幅宋代词科与文学关系演变的图景。研究词科制度与不同层面的文学发生的内部关联，甚至是与文学外围包括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的联系，可以真实反映出南宋的文学形态与北宋的特异之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南宋文学史中暗潮涌动的真实景象。

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围绕党争这个轴心又产生了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这种互动既决定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和政治命运，又深深地影响了学术与文学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也极为错宗复杂。要深入地把握它，并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解析，难度之大是不言喻的。 作者首次揭示了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全面剖析了围绕这个轴心所产生的结构性互动。书稿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从传统的已有模式中提到党争层面上来深入剖析，为南宋政治史、理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原先不免局限的学术视野；对理学与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揭示、对士人的告密、谄谀等风气的批判，又特具现实认识意义。

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围绕党争这个轴心又产生了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这种互动既决定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和政治命运，又深深地影响了学术与文学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也极为错宗复杂。要深入地把握它，并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解析，难度之大是不言喻的。 作者首次揭示了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全面剖析了围绕这个轴心所产生的结构性互动。书稿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从传统的已有模式中提到党争层面上来深入剖析，为南宋政治史、理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了原先不免局限的学术视野；对理学与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揭示、对士人的告密、谄谀等风气的批判，又特具现实认识意义。

本书共十二章，主要从三个层面探讨了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互动：一将道学相表里的各种价值判断和审美追求，及所蕴涵的时代精神自由和人格自觉，纳入文学思想史考察的范畴。二分析了道学兴盛对诗文创作产生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辨正看待当代文人重学问、重议论的倾向对文学创作的利弊得失。三具体分析了经学研究制约或影响诗文创作的因人而异的内在途径，如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司马光“君子以同而异”的微妙分合，以及“程、朱”与“苏、黄”之间尖锐而持久的价值观对立。

本书从制度层面，讨论了南宋馆阁的历史沿革及馆职设置，馆职选任和作为初级馆职的正字、校书郎召试除职状况，呈现了南宋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过程与策略功效；以详实的数据论证南宋馆阁的育才功能，揭示了南宋馆阁文人与国家科举之诸种关系。比较论述了两宋馆阁制度的继承与差异；从文学层面，重点考察了南宋馆阁策论的要求和对策实状，以及对南宋社会风气的影响。本书的研究，揭示了即便在半壁河山、军事压力激增、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宋馆阁选拔仍任用了大批优秀人才，对南宋政治、文化、文学的贡献依然不容小觑。

本书征引史料宏富，立论精审，创见较多。著者探讨各类文体、流派的兴衰，立足于史家主体意识，从深层揭示其内在规律，突破历来的单一的作家加作品的机械排列模式，从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着手，环环紧扣，层层密合，确立了整体观念的构史格局；特别是清晰勾勒宋杂剧和南戏演变的轨迹和轮廓，填补了大片研究空白，发掘出为老一辈戏曲史家王国维和吴梅等未曾见过的许多珍贵史料，显示出综合艺术美的立体感，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体现了八十年代研究新潮中的硕果，对研究和爱好两宋文学者均极有教益。

南宋朝廷敕封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为五座皇家寺院，即所谓禅林五山。南宋五山法席，前期几乎为大慧派所独占，后期则基本为大慧、虎丘两派所平分。文墨之风在五山禅僧中极为盛行，他们创作了大量语录、诗歌、骈文、古文、笔记等作品，是为“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处在南宋“文化下移”的大语境下，是文学由庙堂跌落江湖、由雅而俗总体演进过程的一大枢纽，总体上呈现出“士大夫化”与“世俗化”两种并行的走向。它并不代表南宋文学的“高度”，而更多代表着南宋文学的“广度”和“密度”。它还远播日本，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全书分上、下编，收入了作者15篇研究文章及附录2篇，对王安石作品的价值及在北宋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兼及在北宋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范仲淹、苏洵、曾巩、秦观的研究，及与王安石的比较研究。本书资料丰瞻，推阐审慎，论析平实，见解新颖独到，语言表述亦典雅流畅，是一部凸现王安石在文学创作和学术价值方面的地位和影响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