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对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仍服从于最基本的“刺激-反应”原理，因此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超越自由与尊严》分别就行为技术，人的自由、尊严、价值，以及文化的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究；而这些探究同时也是对传统人文研究的批判性回应。作者认为，人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与尊严，人只可能是环境的影响。因此，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化与社会。

《超越自由与尊严》是斯金纳在1971年出版的作品，也是20世纪最重要思想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改变人类行为的新方法。斯金纳坚持认为当今社会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塑造人类的适当行为而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们传统的关于自由与尊严的观念必须得到彻底修正。他承认自由与尊严在我们反抗许多形式的专制与暴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也使人们形成了假想的自由与自治，从而阻碍了更为有效的文化实践的发展。斯金纳的论断来源于他所提出的大量的行为实验的结果，斯金纳反对传统的根据心智、感受以及其他心理属性去解释行为的意义，而是支持通过寻找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去寻求行为的意义。他认为，与其推动自由与尊严这样的个人属性，不如将我们的精力直接聚焦于人们生活的物理与社会环境。因此，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化与社会环境。

在这部最初于 1971 年出版的 20 世纪思想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斯金纳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明确的陈述。 《超越自由与尊严》认为只有更为有效地处理人类行为，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正传统的自由与尊严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我们反对多种暴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现在它们却使得我们一直采用惩罚的手段，从而阻碍了更为有效的文化习俗的发展。 斯金纳对行为展开了广泛的实验分析，在大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传统上根据心理状态、情感及其他心理特性来解释行为的做法，认为只有在遗传素质与个人经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找到对行为的解释。不要把自由和尊严当成一种个人特性来加以提倡，而应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上。要想实现获得自由与尊严的传统目标，则必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人类自身。

《超越自由与尊严》分别就行为技术，人的自由、尊严、价值，以及文化的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究；而这些探究同时也是对传统人文研究的批判性回应。作者认为，人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与尊严，人只可能是环境的影响。因此，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化与社会。

在这部最初于 1971 年出版的 20 世纪思想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斯金纳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明确的陈述。 《超越自由与尊严》认为只有更为有效地处理人类行为，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正传统的自由与尊严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我们反对多种暴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现在它们却使得我们一直采用惩罚的手段，从而阻碍了更为有效的文化习俗的发展。 斯金纳对行为展开了广泛的实验分析，在大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传统上根据心理状态、情感及其他心理特性来解释行为的做法，认为只有在遗传素质与个人经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找到对行为的解释。不要把自由和尊严当成一种个人特性来加以提倡，而应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上。要想实现获得自由与尊严的传统目标，则必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人类自身。

《超越自由与尊严》是斯金纳在1971年出版的作品，也是20世纪最重要思想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改变人类行为的新方法。斯金纳坚持认为当今社会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塑造人类的适当行为而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我们传统的关于自由与尊严的观念必须得到彻底修正。他承认自由与尊严在我们反抗许多形式的专制与暴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也使人们形成了假想的自由与自治，从而阻碍了更为有效的文化实践的发展。斯金纳的论断来源于他所提出的大量的行为实验的结果，斯金纳反对传统的根据心智、感受以及其他心理属性去解释行为的意义，而是支持通过寻找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去寻求行为的意义。他认为，与其推动自由与尊严这样的个人属性，不如将我们的精力直接聚焦于人们生活的物理与社会环境。因此，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文化与社会环境。

本书从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对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仍服从于最基本的“刺激-反应”原理，因此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本书来源于自1991年以来我在不同的东亚社会生活与工作的经历，其目的是理解政治发展，指出我们可以从这些社会中有所收获，尽管它们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存在差异。在中国，这样的观点应当不会具有太大争议。我主要从儒家价值理念中寻求启发，将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当作研究的典范，最近的儒学复兴应当让这样的一些论断在中国环境中更可信。但是我发现，从邻近的东亚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实践中进行社会与政治改革思考存在更多的阻力。为了寻找灵感，新左派转向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自由市场主义者转向美国式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前苏联。但是这些社会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口（我所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人口比挪威都多）方面都与中国距离遥远。为什么不试图从诸如日本、韩国这样有着类似的传统与经济发展道路的东亚国家的经历中进行学习呢？似乎民族骄傲以及关于最近的历史冲突的记忆起到了阻碍作用...(展开全部)

在古今中西激荡的全球—地域化时代中，社会的共同生活需要怎样的政治原则。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为全世界文明提供了这样的政治智慧——儒家的“仁”与“爱”所蕴含的动态的平衡是 “正义”、“公理”等政治原则所欠缺的，“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的共同生活智慧是中国儒家给当今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所提供的独特的智慧，亦是当代多元社会的完善人生概念与政治正义原则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