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大学》《中庸》是我国传统儒家经典，千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倡导的人们进行自身修养的规范性典籍。20世纪初，辜鸿铭认为欧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因此决定亲自为欧美人讲解《论语》《大学》《中庸》，这就是本书的由来。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不但语言精练，词意精达，而且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辜鸿铭的翻译有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论语》《大学》《中庸》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论语》《大学》《中庸》读本。

《论语》《大学》《中庸》是我国传统儒家经典，千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倡导的人们进行自身修养的规范性典籍。20世纪初，辜鸿铭认为欧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因此决定亲自为欧美人讲解《论语》《大学》《中庸》，这就是本书的由来。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不但语言精练，词意精达，而且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辜鸿铭的翻译有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论语》《大学》《中庸》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论语》《大学》《中庸》读本。

辜鸿铭英译的《中庸》与《大学》比较系统、完整地归纳了与“现代化”相对的“古典”精神。其中，《中庸》主要揭示了宇宙万物与人性的本质，而《大学》则主要阐述了人类社会应如何去合理地发展这些本质。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走进辜鸿铭通过英译、解读这两本书而给我们描绘出的一个气象恢宏的“古典”精神世界。评述者通过翻译并解读辜鸿铭英译《中庸》《大学》，归纳其所包含的哲学体系，并为我们当前所遇到并在思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参考。

《论语·大学·中庸》内容简介：《论语》是儒家的语录体著作，用言谈的原态方式记录了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及儒学理论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文献。《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最具系统性的两种理论著作。《大学》是“内圣”与“外王”高度统一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以“德治”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哲学;而《中庸》则是协调各种关系以创建和谐社会的人生学说，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这三部书再加上《孟子》，合称为“四书”，是元、清时期科举命题的经典和士人最重要的必读之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论语》是儒家的语录体著作，用言谈的原态方式记录了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及儒学理论最基本也是可靠的文献。《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中具系统性的两种理论著作。《大学》是“内圣”与“外王”高度统一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以“德治”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哲学；而《中庸》则是协调各种关系以创建和谐社会的人生学说，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这三部书再加上《孟子》，合称为“四书”，是元、明、清时期科举命题的经典和士人重要的必读之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论语·中庸·大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文献的合集，包含《论语》、《中庸》和《大学》三部著作。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以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和完善人格修养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二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最好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

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最好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所作的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