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1938年12月生于辽宁海城。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有一天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二十余种，主要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合著）《胡适研究论稿，《梁启超》（合著）《蓼草集》《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著）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第一副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编）等。另外，发表论文和文章二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未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等数十篇。于20世纪90年代初，亲手创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该室被评为中...(展开全部)

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第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第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做到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但必须提出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是难以预定的。对于这样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学术工程，我们这样少的人力，水平有限，在短时间内如何着手来做呢？我们只有采取抽样调查研究的方法，选取几个方面作为子课题，分别进行研究。根据我们的具体条件，我们最初选定九个子课题，后因人力有变化，放弃其中一项，剩下八项子课题。这八项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各成一卷书，再加上一个综论性的导论卷，共九卷书。

本著以中国近代教科书为焦点，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教本，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诞生物，建构起近代中国人的常识体系，打造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模型，其文化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晚清社会文化背景下近代教科书如何诞生，其编审制度怎样形成演变，以及它在塑造近代国民意识和培养科学观念上的贡献，是本研究着力考察的重心。

本著以中国近代教科书为焦点，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教本，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诞生物，建构起近代中国人的常识体系，打造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模型，其文化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晚清社会文化背景下近代教科书如何诞生，其编审制度怎样形成演变，以及它在塑造近代国民意识和培养科学观念上的贡献，是本研究着力考察的重心。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