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分，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

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份，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舊史本身的風貌。在將近三十年中，史學的意義、題目、史料、方法、概念、詞彙、評價、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幾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們多用「史」而罕用「歷史」，近代則用「歷史」而少用「史」。由「史」到「歷史」，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歷史著作、史學流派，或歷史機構，幾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可是，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及它們與政治、社會的複雜互動，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

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份，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舊史本身的風貌。在將近三十年中，史學的意義、題目、史料、方法、概念、詞彙、評價、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幾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們多用「史」而罕用「歷史」，近代則用「歷史」而少用「史」。由「史」到「歷史」，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歷史著作、史學流派，或歷史機構，幾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可是，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及它們與政治、社會的複雜互動，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

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分，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

清代史學，以考據為大宗，而衡評、撰述之業，亦有可觀。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洵為考據鉅著；顧炎武之日知錄、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則以考據方法，完成撰述目的，歷代興亡大端，賴以暴白；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全祖望之宋元學案，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宋論，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其他殊值稱述者，不一而足。故清代史學，實有千門萬戶之觀。清末民初以來，西方史學東漸，其勢洶湧，而清代史學，未被衝出潮流之外，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 本書特詳於清初及乾嘉之史學，晚清史學約略及之，詳論之史家共十八人，涉及之史家約六十人。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究竟有何不同？如何轉型？這是本書要回答的兩個核心問題。 民族國家的出現，是構成現代史學有別於傳統史學最重要的差異，這個差異並不只是將民族國家視為現代史學形成的外在條件，抑且在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不論時間、空間和記載人群活動的事類等範疇，民族國家都成了最根本且不證自明的前提。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現代中國史學以西方傳入的「長時段」、線性歷史時間概念，取代朝代更迭循環的時間；並以「民族」、「國民」作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取代帝王將相、公侯卿貴的故事。而標榜科學、客觀的方法，以及組織化、制度化的學術機制，則進一步為歷史書寫的公正品質提供了保證，讓人們得以相信學院生產的歷史知識為真。為了擴大影響力，現代史學家在戰爭期間亦積極投入通俗歷史的創作，為動員民眾而努力改造歷史知識的形式。 在這個巨大的知識轉型過程中，歷史如何被重新書寫...(展开全部)

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究竟有何不同？如何轉型？這是本書要回答的兩個核心問題。 民族國家的出現，是構成現代史學有別於傳統史學最重要的差異，這個差異並不只是將民族國家視為現代史學形成的外在條件，抑且在近代中國歷史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不論時間、空間和記載人群活動的事類等範疇，民族國家都成了最根本且不證自明的前提。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現代中國史學以西方傳入的「長時段」、線性歷史時間概念，取代朝代更迭循環的時間；並以「民族」、「國民」作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取代帝王將相、公侯卿貴的故事。而標榜科學、客觀的方法，以及組織化、制度化的學術機制，則進一步為歷史書寫的公正品質提供了保證，讓人們得以相信學院生產的歷史知識為真。為了擴大影響力，現代史學家在戰爭期間亦積極投入通俗歷史的創作，為動員民眾而努力改造歷史知識的形式。 在這個巨大的知識轉型過程中，歷史如何被重新書寫...(展开全部)

本文以明清時期才女的史學創作活動為中心，以性別視角重審明清史學史的特色。這一區別於才女文學的史學視角，既回應了近代以來流行的才女之學不過「批風抹月」，不能「目之為學」的論調，又從思想與文化史的層面，再次省思了明清各階段的性別關係與社會轉型之間的聯繫。 兼具史才與史家意識的才女著意以詠詩而非作史展現自己的史學造詣，既說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價值深深影響了才女的自我意識，又顯示出史學不同於文學的根本：史學本是屬於男性的精英學問，文學卻是女性可以涉足的雅興閒趣。只有當女性記述其家族成員的生平事蹟，或者財產與繼嗣等關乎宗族延續的事務時，她筆下具有史學性質的文字，才能被社會接受。創作這些題材的才女也才能心安理得，且幾乎不會因「才德相妨」受人指摘。但是，在學術史與思想史的重疊之處，不少才女因其著作中交融的經學、史學與女教觀念，在學術史上得享一席之地。她們並未刻意...(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