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分，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

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份，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舊史本身的風貌。在將近三十年中，史學的意義、題目、史料、方法、概念、詞彙、評價、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幾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們多用「史」而罕用「歷史」，近代則用「歷史」而少用「史」。由「史」到「歷史」，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歷史著作、史學流派，或歷史機構，幾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可是，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及它們與政治、社會的複雜互動，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

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份，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舊史本身的風貌。在將近三十年中，史學的意義、題目、史料、方法、概念、詞彙、評價、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幾乎不可能。譬如在近代以前，人們多用「史」而罕用「歷史」，近代則用「歷史」而少用「史」。由「史」到「歷史」，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歷史著作、史學流派，或歷史機構，幾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可是，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及它們與政治、社會的複雜互動，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

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偏重的是“變”的部分，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

清代史學，以考據為大宗，而衡評、撰述之業，亦有可觀。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洵為考據鉅著；顧炎武之日知錄、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則以考據方法，完成撰述目的，歷代興亡大端，賴以暴白；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全祖望之宋元學案，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宋論，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其他殊值稱述者，不一而足。故清代史學，實有千門萬戶之觀。清末民初以來，西方史學東漸，其勢洶湧，而清代史學，未被衝出潮流之外，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 本書特詳於清初及乾嘉之史學，晚清史學約略及之，詳論之史家共十八人，涉及之史家約六十人。

綿延發展兩千餘年的中國史學，與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史學，是世界史學的兩大遺產。西方史學今天已有其世界性的影響力量，其成就與價值，已為舉世所公認。中國史學則以國勢陵夷備受世人唾棄與攻擊。挾持基督教與近代科學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近數十年來，對中國史學屢有論述，其中肯處，國人應拜受其言，然誣罔之論，偏頗之說，有不能不據實以辯者。 本書首先羅列西方史家的言論，鉅細畢載，次則就其待商榷處，與之一一詳論之。真理以反覆辯難而始明；借西哲之言，發國史之蘊，比較史學的大路，亦可期暢通。中西史學的各自獨立發展及其交流，本書亦涉及之

史學大家杜維運教授經典著述，欲「藉西哲之言，發國史之蘊」，在中西史學的比較與辯證中，為中國史學指引一條明路。 綿延發展兩千餘年的中國史學，與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史學，是世界史學的兩大遺產。在二十世紀，西方史學已有其世界性的影響力，其成就與價值為舉世所公認；然中國史學，則因國勢陵夷而備受世人唾棄與攻擊。持基督教與近代科學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近數十年來，對中國史學屢有論述，其中肯處，應拜受其言，然誣罔之論，偏頗之說，有不能不據實以辯者。 本書首先羅列西方史家的言論，鉅細畢載，次則就其待商榷處，與之一一詳論之。真理以反覆辯難而始明；借西哲之言，發國史之蘊，比較史學的大路，亦可期暢通。中西史學的各自獨立發展及其交流，本書亦涉及之。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杜維運，山東省嘉祥縣人，民國十七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畢業，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教授。著有《史學方法論》、《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中國史學史》、《中國通史》、《變動世界中的史學》、《趙翼傳》等著。先後獲教育部學術獎、國家文藝獎與中國歷史學會金簡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