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蒙古文献大系》是一部将1840—1949年一百余年中，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报纸文摘、回忆录及各类政府公报中有关蒙古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辑而成的史料丛书。本书内容涵盖近代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历史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蒙古地区乃至整个北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态势,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信息量大，工具作用性强，可为中国近代史、近现代边疆史、蒙古史等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对建立“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可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增进背景领略，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见闻卷，约300千字，内容涉及相应时期蒙古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状况，所收录的各篇游记体裁丰富，实地考察与典籍文献相互参证，文笔优美雅洁，真实生动。

本书主要辑录理藩部此次巡察的重要文献，包括善耆《为考察蒙古并陈管见事奏折》、当时在社会上影响颇大的《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对此次巡察及与之相关事件的报导，以及善耆随从人员所撰写的考察报告，主要有陈祖墡的《东蒙古纪程》、冯诚求的《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亦名《东蒙游记》）和《上理藩部书—条陈内外蒙古》、吴禄贞的《东四盟蒙古实纪》、吴禄贞与吴燕绍的《经营蒙古条议》、姚锡光的《筹蒙刍议》等，从而为中国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文献。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编(卷3):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笔者利用汉籍史料与蒙古文史料进行，围绕明代蒙古（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的中期蒙古）万户的起源及其集团构成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蒙古学编(卷3):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的前半部分内容。后来笔者围绕明末至清朝中期的蒙古史进行研究，并对蒙古史研究的基础资料—蒙古编年史，特别是《蒙古源流》非常感兴趣。为了研究《蒙古源流》写本，曾在呼和浩特与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地进行调查，并对几部编年史的关系也进行了考察。这些文章构成了的后半部分内容。

元世祖忽必烈命元国师、西藏学者八思巴所创"蒙古国宇"，世称八思巴宇，国际上又名为方体字，元诏书曾规定以此"译写一切文字FP ，是一种企图拼写汉、蒙、藏等各类语言的"通用字"。这是中国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创举。而尼古拉斯·鲍培是第一位对八思巴字进行系统、全面、科学研究的语言学家。 尼古拉斯·鲍培（Nicholas Poppe）1897年8月8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烟台。其父亲是俄国驻华领事，德裔。仅仅三年后，就因义和团运动而远走东北避难，先后在齐齐哈尔、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居留，那里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后来，鲍培前往俄国，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曾受教于著名语言学家科特 维奇、兰司铁、鲁德涅夫、萨莫伊洛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等。1922年获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1934年获博士学位。1925年至194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原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并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展开全部)

《古文献丛论》利用最新考古发现，特别是简牍帛书资料，结合中外学界的中国古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献（尤其是上古文献）与思想进行了综合研究。全书利用了二重证据法，注重学术史的梳理，论证严密，为中国古史研究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指出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对于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实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中国学术史”，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埃及古文献》190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四大卷，近1700页。1907年又出了200页的索引作为第五卷。第1卷收录了第1王朝至第十七王朝的历史文献，第二卷收录的文献都是关于第十八王朝，第三卷收录了第十九王朝的文献，第四卷则包括第二十王朝至第二十六王朝的文献。该书是布雷斯特德对埃及学的重要贡献之一。2001年重印本序中埃及学家彼得?皮西奥内评价说：“此书代表了古埃及学成就的高峰和高语言学研究水平。”此次由中西书局对《埃及古文献》进行影印出版。

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的重要一支，有自己的文字，并用它记载、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本书作者对以托忒文书写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考察了这些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版本等状况，比较研究了其与清朝官方史籍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史学史的关系，回顾了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状况，肯定了托忒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以托忒文为基本史料，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做了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