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进化主义在中国》主要内容简介：对19世纪之后的中国来说，“进化主义”是一服药力极强的“兴奋剂”，它令许多人着迷和信奉，为中国人提供了对未来的强烈乐观信念。这种信念，西方在19世纪末之前曾经历过。但是，正当西方对“进步性”进化的乐观情绪暗淡下来的时候，恰恰就是中国对“进步性”进化充满信心的开始。历史时空的迅速转换，为理解进化主义的盛行增加了捉摸不定的复杂性。西方“一战”的残酷事实，只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薄雾。就像是“溺水者连稻草都抓”那样，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主义这一普遍的世界观，“根本上”并没有产生动摇，他是晚清以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强有力的精神符号之一，他是比“科学”这一符号兴起得更早并持久不衰的一种“神话”。他适合了众多人的口味，他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需要，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展开全部)

本书是王中江教授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以“进化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史为研究对象，脉络清晰地呈现了其自初传到深化、演变的发展过程，展现了进化主义这一理论复合体中所包含的解释力和理论衍生能力，呈现了其在解释中国近代危机和提供变革动力与方向上承担的多重角色，为理解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视角。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内容简介：近代中国由于遭遇到了一个高度异质文明而处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从未遭遇过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必须摆脱，国家必须富强，为此而兴起的进化主义新世界观满足了人们的广泛需要，它扮演了既解释中国近代危机又提供变革动力和方向的多重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和社会革新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同变法、革命、新文化以及后来的体系化哲学等巨大运动息息相关、同伴而行，各种主义话语和诉求都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需要的理论基础。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衍生的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苏非主义在中国》除在导言部分对苏非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什么是苏非主义、苏非主义的发展及其思想分化、苏非主义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做一概略性的介绍外，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兴起后，苏非主义对它的影响，经堂教育的苏非读本和参考用书的基本内容，它引发的礼仪之争和教理之争，经堂教育的基本特点以及苏非主义与经师和经生的关系;介绍了从事汉文著述的著名学者、经师和阿訇，探讨苏非主义对汉文著述的神秘教义、功修、“奇迹”和“非遵法派”的影响，当前民间流传的汉文著述;对道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基本阶段，道门的道统与教主的教权，教主教权的传承，道门的功修、祭祀和管理制度，当今道门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的论述。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衍生的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苏非主义在中国》除在导言部分对苏非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什么是苏非主义、苏非主义的发展及其思想分化、苏非主义在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做一概略性的介绍外，探讨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兴起后，苏非主义对它的影响，经堂教育的苏非读本和参考用书的基本内容，它引发的礼仪之争和教理之争，经堂教育的基本特点以及苏非主义与经师和经生的关系;介绍了从事汉文著述的著名学者、经师和阿訇，探讨苏非主义对汉文著述的神秘教义、功修、“奇迹”和“非遵法派”的影响，当前民间流传的汉文著述;对道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基本阶段，道门的道统与教主的教权，教主教权的传承，道门的功修、祭祀和管理制度，当今道门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的论述。

本书的基本主旨是，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经常是作为主体的西方观察者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于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可能不对其进行反抗，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否定，而只是意在否定偏狭的原旨主义式的法治观念。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本质上是在现有体制构造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与法治国家的问题。当下中国学人既要接续后现代法学的批判精神，确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现代性的傲慢与偏见，尤其是对个人理性的盲目乐观和对形式法的过分张扬；又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他者，寻求共同语言与共同关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真诚对话与沟通来克服文明的失语或自闭，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进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中国新路径。

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西学东渐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传人我国，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实用主义在中国》分析了实用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过程，揭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反传统形而上学、效用的真理观、行为主义和工具主义。《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实用主义在中国》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将实用主义传人及其传播的历程，放到当时我国社会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分为四个时期：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华讲学，实用主义传人在我国掀起高潮；三四十年代，各种学说、思潮的斗争空前激烈，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也在深入发展；五六十年代，我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引下，实用主义成为首当其冲的彻底批判与斗争的对象；80年代后，我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与繁荣。各个时...(展开全部)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