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 研究》以汉代学术为背景，通过严密的考证，采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等方法，从文献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对《毛诗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着重论述其校勘和注释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创新之处在于挖掘了笺注中所蕴涵的德治、阴阳和谶纬思想，弄清了郑玄融合今古文的大体情形，对郑玄引用经典、笺序释兴等情况作了充分的论证说明，这些对致力于汉代学术、《诗经》学和郑玄经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启发作用。

《毛诗笺》，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诗经》又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相传孔子删定《诗经》，子夏以“文学”名，长于治《诗》，后由荀况传于毛亨。汉武帝时《诗经》被列为官学，其中以齐、鲁、韩、毛四家为著，毛即毛亨。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以授毛苌。东汉时郑玄笺《毛诗》，一般称郑《笺》、《毛诗笺》或《毛诗传笺》。本书以宋巾箱本《毛诗故训传》为底本，参校以日本足利学校本《毛诗正义》、五山版《毛诗诂训传》、清仿相台五经本《毛诗》、清武英殿本《毛诗注疏》和阮元校刻的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至于经、传文字，通校以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和竹添光鸿《毛诗会笺》。本书校勘，适当吸收了阮元《校勘记》的部分成果。本书标点，适当参考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汉全书》本《毛诗诂训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繁体标点本《毛诗正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毛诗注疏》。

《毛诗笺》整理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巾箱本《毛诗诂训传》二十卷为底本，参校足利本、五山版、清仿相台本、清武英殿本和阮刻本，并适当吸收了阮元《校勘记》的成果。宋巾箱本虽为坊刻，且有抄配或抄补，但其独到的版本文献价值不容忽视。整理者精研《诗经》十余年，多有心得。本次整理，删去原书所附《释文》，重新排版，雅俗共赏，既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识断精审的可信文本，也为广大《诗经》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便于阅读的友好读本。

《毛诗笺》，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诗经》又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相传孔子删定《诗经》，子夏以“文学”名，长于治《诗》，后由荀况传于毛亨。汉武帝时《诗经》被列为官学，其中以齐、鲁、韩、毛四家为著，毛即毛亨。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以授毛苌。东汉时郑玄笺《毛诗》，一般称郑《笺》、《毛诗笺》或《毛诗传笺》。本书以宋巾箱本《毛诗故训传》为底本，参校以日本足利学校本《毛诗正义》、五山版《毛诗诂训传》、清仿相台五经本《毛诗》、清武英殿本《毛诗注疏》和阮元校刻的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至于经、传文字，通校以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和竹添光鸿《毛诗会笺》。本书校勘，适当吸收了阮元《校勘记》的部分成果。本书标点，适当参考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汉全书》本《毛诗诂训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繁体标点本《毛诗正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毛诗注疏》。

《毛诗正义研究》系统梳理了《正义》单疏本与合刊本的源流变化，重点考察了其体例的流变、注疏的分合与称卷的不同。孔颖达领衔编撰的《毛诗正义》(下称《正义》)是《诗》学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具有突出的官方意识和北学倾向。书中指出《〈毛诗注疏〉引书引得》编撰目的与体例的矛盾，对《正义》引书种类和次数重新统计，进而考察其重要的文献保存价值与学术认识价值，并通过《正义》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相同引文的对比，考证出《正义》成书与《释文》没有必然联系。《正义》通过构建集大成的《诗》学体系，树立《诗》学的绝对权成，确定“诗人救世” 的诗学指向，从而改变了《诗》学中衰与分立的局面，实现了《诗》学的“大统一”；又通过对《诗序》的特殊处理，篇次的精心安排，“六义”的重新界定，从而解决了《诗》学史上诸多悬疑，丰富了《诗》作为经学的阐释空间；而且，《正义》对《毛传》《郑笺》并非一...(展开全部)

《郑玄三礼注研究》主要内容：要对郑玄的《三礼注》作研究，首先必须对《三礼》进行通论性概述。众所周知，《三礼》历来被认为不仅是难读的书，而且又是争议最大的书。如认为《周礼》“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总目》）。而《郑玄三礼注研究》作者对《三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书名、流传、篇次、内容及其价值等棘手问题都直抒己见，或申述，或辩驳，或补纠，或论定，新知迭出，颇多创获。

要对郑玄的《三礼注》作研究，首先必须对《三礼》进行通论性概述。众所周知，《三礼》历来被认为不仅是难读的书，而且又是争议最大的书。如认为《周礼》“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总目》)。而本书作者对《三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书名、流传、篇次、内容及其价值等棘手问题都直抒己见，或申述，或辩驳，或补纠，或论定，新知迭出，颇多创获。 值得重视的是本书把郑学放在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中，放在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是书认为“郑学的出现是两汉今古文经学从斗争走向融合的必然产物”，故列《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与郑学的出现》专章进行论辩。文中提出“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皆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无关”，而提出两汉性质不同说，即：西汉主要是利禄之争，东汉则主要是学术道统之争。无疑这一观点跳出了以往的学术模式，是会引起大家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