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1990）為國學大師、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研究範圍涉及學術思想史、史學通論、宗教史、文化史、文學等領域。出生於江蘇無錫，曾任教北京大學等校。早年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日戰爭期間完成《國史大綱》。1949年後，南下香港及遠赴臺灣，大力推動北學南移，晚年更多在今日東吳大學旁之素書樓講學。 其中《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香港、澳門、臺灣大學的教科書；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將錢穆的多部著作，列為大學重要參考書。其治學風尚除了在兩岸三地流行外，隨著錢穆著作及學生任教東南亞及美國等地，他的思想及精神也被傳播至海外，並受海內外華文學術、文化界所接納。 2020年為錢穆先生冥壽125週年，也是逝世30週年的重要紀念年份。本書編者針對錢穆之思想、學術、行誼，編輯成一本論文集，希望透過百年後「重訪」錢穆，審視今日的治...(展开全部)

錢穆（1895-1990）為國學大師、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研究範圍涉及學術思想史、史學通論、宗教史、文化史、文學等領域。出生於江蘇無錫，曾任教北京大學等校。早年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日戰爭期間完成《國史大綱》。1949年後，南下香港及遠赴臺灣，大力推動北學南移，晚年更多在今日東吳大學旁之素書樓講學。 其中《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香港、澳門、臺灣大學的教科書；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將錢穆的多部著作，列為大學重要參考書。其治學風尚除了在兩岸三地流行外，隨著錢穆著作及學生任教東南亞及美國等地，他的思想及精神也被傳播至海外，並受海內外華文學術、文化界所接納。 2020年為錢穆先生冥壽125週年，也是逝世30週年的重要紀念年份。本書編者針對錢穆之思想、學術、行誼，編輯成一本論文集，希望透過百年後「重訪」錢穆，審視今日的治...(展开全部)

一九六一年秋，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這是張愛玲有生之年唯一一次造訪台灣。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將此行的見聞寫成一篇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發表于美國雜誌《The Reporter》。二○○七年，張愛玲作品的版權繼承人宋以朗重新整理家中的張愛玲資料，沒想到卻找出三十四頁張愛玲從未發表過的〈重訪邊城〉中文手稿，經過比對，發現它並不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中譯本，而是張愛玲在上世紀八○年代以中文重新寫作的新版本。 台灣與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張愛玲靈巧煥彩的文字，我們得以一窺舊時台灣的面貌，也略嘗張愛玲對香港的淡淡鄉愁之情。

一九六一年秋，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這是張愛玲有生之年唯一一次造訪台灣。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將此行的見聞寫成一篇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發表于美國雜誌《The Reporter》。二○○七年，張愛玲作品的版權繼承人宋以朗重新整理家中的張愛玲資料，沒想到卻找出三十四頁張愛玲從未發表過的〈重訪邊城〉中文手稿，經過比對，發現它並不是〈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中譯本，而是張愛玲在上世紀八○年代以中文重新寫作的新版本。 台灣與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張愛玲靈巧煥彩的文字，我們得以一窺舊時台灣的面貌，也略嘗張愛玲對香港的淡淡鄉愁之情。

十九世紀中葉，外來思想衝擊下，不少愛國之士對政治社會有種種不滿，希望以眾志之力，尋求變化革新，改造社會。作者以隨筆形式，選取了十多個具代表性的，並聚焦於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求變者，包括徐繼畬、張之洞、王韜、譚嗣同、嚴復、張謇、晏陽初、沈家本、梁啟超、林覺民、楊毓麟、雷沛鴻、沈藎及吳樾等人，旁及其他相關人物如李提摩太、楊仁山、宋教仁、閻石山、陳其美、吳祿貞、熊希齡等。作者分十章為他們重塑一幕幕歷史場景，追憶往事，重訪歷史現場，通過考察人物思想變遷及其歷史背景，娓娓道出他們求變的歷程，或成功、或失敗；或從容就義、或可歌可泣，讓讀者回首與重訪這批消失於歷史長河的求變者的心路歷程，事描繪出別具一格的中國近代史圖景，為歷史的回望與重構提供了思考的張力。

十九世紀中葉，外來思想衝擊下，不少愛國之士對政治社會有種種不滿，希望以眾志之力，尋求變化革新，改造社會。作者以隨筆形式，選取了十多個具代表性的，並聚焦於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求變者，包括徐繼畬、張之洞、王韜、譚嗣同、嚴復、張謇、晏陽初、沈家本、梁啟超、林覺民、楊毓麟、雷沛鴻、沈藎及吳樾等人，旁及其他相關人物如李提摩太、楊仁山、宋教仁、閻石山、陳其美、吳祿貞、熊希齡等。作者分十章為他們重塑一幕幕歷史場景，追憶往事，重訪歷史現場，通過考察人物思想變遷及其歷史背景，娓娓道出他們求變的歷程，或成功、或失敗；或從容就義、或可歌可泣，讓讀者回首與重訪這批消失於歷史長河的求變者的心路歷程，事描繪出別具一格的中國近代史圖景，為歷史的回望與重構提供了思考的張力。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世之得失。 簡述中國由遠古時代至近代的歷史發展； 分析歷史各朝代的特色，對比將相帝皇； 以史為鑒，比較當前的國際形勢變化。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一生致力於研究和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對於中國的史學、經學及文化思想等都有不可或缺的學術貢獻，其所著之《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仍是現代學術思想的楷模。 本書為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初創時期講授中國通史的課堂筆記整理紀錄，與其所著之《國史大綱》相輔相應，兩者各有互補。 葉龍先生曾師從錢賓四先生多年，於五十年代先後修讀錢穆之「中國經濟史」、「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等課。雖錢師之風采我輩已無緣目睹，幸有葉龍先生一直保存當年課堂之筆記，並加以整理補遺，使我輩於六十年後仍然可以感受錢師的孜孜教誨，讀到他對中國歷史整體發展的識見。

钱 穆（1895-1990） 国学大师、一代通儒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 叶 龙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 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本書視80年代的新藝城喜劇電影文本為一種「認識裝置」或「想像香港的方法」，將喜劇文本、電影工業和社會意識這三個活動因子接合至一起，以80年代香港社會為「面」，以新藝城為「線」，以喜劇電影為「點」，檢視它們相互之間的動力關係。 某種意義上，新藝城就彷彿是那個年代香港電影工業和香港城市文化的一面鏡子、一個縮影，它所取得的成就和顯現出的局限，都滲透著鮮明的「香港性」。新藝城喜劇電影既是80年代「香港電影性格」的微型樣本，更可視作「香港社會心態」的生動顯影。新藝城的英文名是「Cinema City」（電影之城），「娛樂映城」既喻指雙「城」（電影之城和香港之城）之間的同構及互動關係，又喻示了「城」之「樂」的複數性：新藝城喜劇電影以「快樂生產」「娛樂製造」為己任，而那個年代的香港之城正是以樂觀心態、追求快樂／逃避焦慮為文化表徵。 「娛樂映城」的涵義在於：80年代...(展开全部)

本書視80年代的新藝城喜劇電影文本為一種「認識裝置」或「想像香港的方法」，將喜劇文本、電影工業和社會意識這三個活動因子接合至一起，以80年代香港社會為「面」，以新藝城為「線」，以喜劇電影為「點」，檢視它們相互之間的動力關係。 某種意義上，新藝城就彷彿是那個年代香港電影工業和香港城市文化的一面鏡子、一個縮影，它所取得的成就和顯現出的局限，都滲透著鮮明的「香港性」。新藝城喜劇電影既是80年代「香港電影性格」的微型樣本，更可視作「香港社會心態」的生動顯影。新藝城的英文名是「Cinema City」（電影之城），「娛樂映城」既喻指雙「城」（電影之城和香港之城）之間的同構及互動關係，又喻示了「城」之「樂」的複數性：新藝城喜劇電影以「快樂生產」「娛樂製造」為己任，而那個年代的香港之城正是以樂觀心態、追求快樂／逃避焦慮為文化表徵。 「娛樂映城」的涵義在於：80年代...(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