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毛诗注疏>研究》由绪论、正文8章（含26节）与附录6篇组成，约35万字。本文从经学史、版本、校勘、征引诸家四个方面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注疏》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多有新义。例如，本文第一个提出了阮刻不是善本的命题并予以充分论证，打破了学术界长期对阮刻的迷信，为产生代表当代学术高水平的新版本奠定了基础。附录六篇，皆自出机杼。其中的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定本，是效法段玉裁《毛诗诂训传定本》而作，尤有新义。

四部要籍选刊·经部之一种。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即阮元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阮元刻本是二百年以来合刻十三经的通行本，向以校勘精审著称，其学术价值至今未被超越。 《诗经》据称经过孔子删定，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诗经》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学水平的最高境界。

四部要籍选刊·经部之一种。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即阮元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阮元刻本是二百年以来合刻十三经的通行本，向以校勘精审著称，其学术价值至今未被超越。 《诗经》据称经过孔子删定，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诗经》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学水平的最高境界。

《阮刻＜毛诗洼疏〉研究》由绪论、 正文8章（含26节）与附录6篇组成，约35万字。本文从经学史、 版本、 校勘、 征引诸家四个方面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注疏》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多有新义。例如，本文第一个提出了阮刻不是善本的命题并予以充分论证，打破了学术界长期对阮刻的迷信，为产生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的新版本奠定了基础。附录六篇，皆自出机杼。其中的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定本，是效法段玉裁《毛诗诂训传定本》而作，尤有新义。

传古楼辑《四部要籍选刊》之二，据《毛诗注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成书，采用标准32开开本形制，分装10册，每面印原书半叶。本书係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书近两百年来首次单面影印者。 獨家經銷網址： http://www.chuangulou.com/goods-69.html

传古楼辑《四部要籍选刊》之二，据《毛诗注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成书，采用标准32开开本形制，分装10册，每面印原书半叶。本书係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书近两百年来首次单面影印者。 獨家經銷網址： http://www.chuangulou.com/goods-69.html

本书是对阮刻《周易注疏》圈字进行汇校，所谓圈字，是指阮本正文文字旁往往有小圈标注，乃其刊刻时据李锐《周易注疏挍勘记》认定必误无疑之处，为保持原貌，不在正文加以改动，遂画圈标注，而于卷末所附卢宣旬摘录《挍勘记》中以相应校记释之，可以说萃集了李锐《挍勘记》中的校勘精华。但李 氏所见善本未广，又往往太过武断，以致所言颇不可信，故有今日汇校之事。 所谓汇校，乃从经、注、疏、释文，四个层面展开，以言经文，所据者则有汉唐石经、敦煌残卷、宋代以来各种重要经注本、注疏本之经文、日本所存各种《周易》抄本文献；以言注，所据者有敦煌残卷、宋代以来各种重要经注本、注疏本之王注；以言孔颖达《疏》，所据者，则有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宋刊魏了翁《周易要义》、南宋刊八行本《周易注疏》以、元刊十行本《周易兼义》及元明以下诸注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抄本《周易正义》；以言《释文》，则据敦...(展开全部)

本书是对阮刻《周易注疏》圈字进行汇校，所谓圈字，是指阮本正文文字旁往往有小圈标注，乃其刊刻时据李锐《周易注疏挍勘记》认定必误无疑之处，为保持原貌，不在正文加以改动，遂画圈标注，而于卷末所附卢宣旬摘录《挍勘记》中以相应校记释之，可以说萃集了李锐《挍勘记》中的校勘精华。但李 氏所见善本未广，又往往太过武断，以致所言颇不可信，故有今日汇校之事。 所谓汇校，乃从经、注、疏、释文，四个层面展开，以言经文，所据者则有汉唐石经、敦煌残卷、宋代以来各种重要经注本、注疏本之经文、日本所存各种《周易》抄本文献；以言注，所据者有敦煌残卷、宋代以来各种重要经注本、注疏本之王注；以言孔颖达《疏》，所据者，则有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宋刊魏了翁《周易要义》、南宋刊八行本《周易注疏》以、元刊十行本《周易兼义》及元明以下诸注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抄本《周易正义》；以言《释文》，则据敦...(展开全部)

《孝经》是十三经中体量最小的一部，其内容顾名思义重在提倡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个概念“孝”。《孝经》以孝为核心，阐发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此书中肯定了“孝”是上天所订的规范，指出孝是一个人品性的根本，国君可以用“孝道”治国，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家。《孝经》在汉代即是宫廷内部教材。到唐代，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孝经》做注，作为东宫教材，并颁行天下。此次以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年阮元南昌府学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阮元校刻，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 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一经皆用阮元所藏“宋刻十行本”为底本（阮元所谓的宋刻十行本，实系元刻明修者），《尔雅注疏》也得以参考元刻九行本，只有《仪礼注疏》是直接翻刻自张敦仁本，所以二者正文的行款、格式完全相同，文本上亦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我们知道，《仪礼注疏》无宋元旧椠，明刻以下种类虽多，其源头陈凤梧本的经文却是依据杨复《仪礼图》的附录，郑注更是辑自《仪礼经传通解》，都无独立可靠的文献来源，则其衍脱误倒之严重不难想见。相较之下，在宋刻严州本《仪礼郑注》和宋刻单疏本《仪礼疏》的基础上合编而成的张敦仁本成书年代虽晚，但其文本质量要比陈凤梧本代表的旧椠系统高明得多。 阮刻《仪礼注疏》虽然与张敦仁本一脉相承，但既订正了后者的若干错误，又在体例上有所改良，其文本质量实较后者...(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