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明刻本《安雅堂稿》、《壬申几社文选》、《云间三子新诗合稿》、《湘真阁稿》等九种合集与别集陆续现身，再结合有关文献加以考证，表明陈子龙的著作绝大部分还是留存了，有的原刻本虽不存，但其作品仍被收录在诸合集中。而明刻本的出现，又可对《全集》本进行校订与校补。这都为编纂一部大体齐全的《陈子龙全集》提供了可能。《陈子龙全集》以清嘉庆《全集》为主体，补充了《安雅堂稿》、《兵垣奏议》、《论史》、《〈诗〉问略》等数种《全集》漏收的著作。

近年明刻本《安雅堂稿》、《壬申几社文选》、《云间三子新诗合稿》、《湘真阁稿》等九种合集与别集陆续现身，再结合有关文献加以考证，表明陈子龙的著作绝大部分还是留存了，有的原刻本虽不存，但其作品仍被收录在诸合集中。而明刻本的出现，又可对《全集》本进行校订与校补。这都为编纂一部大体齐全的《陈子龙全集》提供了可能。《陈子龙全集》以清嘉庆《全集》为主体，补充了《安雅堂稿》、《兵垣奏议》、《论史》、《〈诗〉问略》等数种《全集》漏收的著作。

明清之际，是一个历史大动荡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甲申（一六四四）三月，丰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杀。接着清兵入关，李自成战败，建立不久的大顺政權迅速瓦解。清兵南下时，江南人民抵抗之激烈，为史所仅见，致使*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江南各地義师粉粉兴起，许多爱国志士奢身参加抗清鬬争。 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以其特出之才情文章与铮铮之民族气节成为当时爱国文人之代表。其诗歌风格雄深豪迈、沉郁苍劲，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与高尚的爱国节操。吴伟业称其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王士禛评其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 《陈子龙诗集》原为本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此次重印，分平、精装印出，内容、版式均保持不变。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等校任教授，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曾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陈子龙及其时代(插图本)》作者陈子龙，明末著名诗人、词人，崇祯十年进士。明亡后，积极结纳江南反清义师，事败被擒，在押往南京途中投水而死。其诗文继承后七子传统，有复古倾向，明亡后所作诗歌，感时伤事，悲愤苍凉。词则一洗明词之衰，代表了有明一代的最高成就。编选了《皇明经世文编》五百余卷，著有《陈忠裕公全集》等存世。《陈子龙及其时代(插图本)》以丰富的史料，结合明末清初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生动刻画了风流名士、爱国志士陈子龙曲折坎坷的一生。

《陈子龙及其时代》描写了明末抗清将领、文学家陈子龙的一生。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叙述了在明末政权崩溃、清军进攻中原、农民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一代文人陈子龙如何从只关心诗词到以国事为己任，最终以身殉国的悲壮结局。作者同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深刻分析了陈子龙成长为“真正的斗士”的契机。

人物传记：陈子龙及其时代（新版）

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著名荣休讲座教授孙康宜先生，对六朝诗的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成果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以“表现”“描写”为切入点，对六朝诗人如陶渊明、鲍照……逐一解读；以“面具”美学为切入点，对清代诗人陈子龙、柳如是逐一解读。其角度新颖，集中西文化之长，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集，主要收录有《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和《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两辑专论。《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孙康宜先生一改传统文人评论六朝诗歌冠以“浮华”“绮靡”的泛泛之论，而是从“表现”和“描写”这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范畴来讨论，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的互动中，逐渐成长出来的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抒情文学。《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孙康宜先生将“面具”美学和性别理论运用于明清诗词研究之中...(展开全部)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改字存之，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东林党和东林学派的领袖人物，高攀龙在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高攀龙全集》系高攀龙全部著作的整理本，全面搜辑高攀龙存世著述，首次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以明崇祯五年陈龙正编刊本《高子遗书》分类为基础，重新编次。收录高氏犹存著作《就正录》《四书讲义》《周易孔义》《春秋孔义》《正蒙集注》等十余种。附录墓志铭、序跋、题咏赞跋、传记、行状、年谱等。

《冯梦龙全集(全18册)》主要内容：冯梦龙主要活动在明朝行将灭亡的前夕，目睹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他除著有《甲申纪事》和《中兴伟略》等著作，来阐发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外，在人口问题上还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认为“人生二男二女”（《太平广记钞·古元之》），势必造成人口大量膨胀，无法养育，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批语）这里，冯梦龙虽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但他首先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多子多孙为福”的传统思想，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