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將韓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分為古代、高麗、朝鮮、近代等四篇進行敘述，旨在究明各時期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半島內部政治的變化和發展情況。 本書《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高麗篇）》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試圖闡述高麗的傳統外交活動是如何讓高麗這一「國家地位」能在周邊國家獲得高於實際的評價和威望。本書將高麗的外交史劃分為十個主題，除高麗外交史總論，亦根據不同時期分為五代十國、契丹（遼）、宋朝、金朝、蒙古和元、明朝等與高麗建立朝貢冊封關係的國家，以及日本、女真等外交地位與高麗對等或稍低的周邊國家及民族。

本書所收錄的十篇論文，探討隋代政治上的傳位問題、唐高祖建唐過程中與東突厥關係、唐太宗時期所發生的「渭水事件」與「九成宮事件」、「皇帝．天可汗」與「桃花石」名稱釋義、唐代羈縻府州制度、隋唐兩代輟朝制度、隋朝涉外制度和朝鮮半島國際關係、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的身分等問題，涉及範圍涵蓋隋唐時期的政治史、制度史以及對外關係史。作者或修正前人時賢論點，或提出以往研究未曾發覆之論，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本書所收錄的十篇論文，探討隋代政治上的傳位問題、唐高祖建唐過程中與東突厥關係、唐太宗時期所發生的「渭水事件」與「九成宮事件」、「皇帝．天可汗」與「桃花石」名稱釋義、唐代羈縻府州制度、隋唐兩代輟朝制度、隋朝涉外制度和朝鮮半島國際關係、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的身分等問題，涉及範圍涵蓋隋唐時期的政治史、制度史以及對外關係史。作者或修正前人時賢論點，或提出以往研究未曾發覆之論，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朝貢體系」論主要是從中國政治儀禮的朝貢制度來理解中國的傳統「外交」體系，並進一步推衍到通商制度，因而稱中國傳統的「外交」體系為「朝貢體系」，稱中國的傳通商制度為「朝貢貿易」，為了檢視其假說是否符合史實，也必須以外政和通商制度作為重新研究的課題。事實上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原則，存在著政治與通商可以分離而不相干涉的空間，因此筆者在第一部中先以清朝的通商制度作為研究課題，重新爬梳史料，以史實建構出中國自宋代至清代的固有通商制度之歷史實像；在第二部中，筆者再以清朝的外政秩序作為研究課題，以史實建構出清朝中國固有外政制度及世界觀的歷史實像。通過對於通商制度與外政秩序的建構，來破除「朝貢體系」論的種種謬論。

「朝貢體系」論主要是從中國政治儀禮的朝貢制度來理解中國的傳統「外交」體系，並進一步推衍到通商制度，因而稱中國傳統的「外交」體系為「朝貢體系」，稱中國的傳通商制度為「朝貢貿易」，為了檢視其假說是否符合史實，也必須以外政和通商制度作為重新研究的課題。事實上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原則，存在著政治與通商可以分離而不相干涉的空間，因此筆者在第一部中先以清朝的通商制度作為研究課題，重新爬梳史料，以史實建構出中國自宋代至清代的固有通商制度之歷史實像；在第二部中，筆者再以清朝的外政秩序作為研究課題，以史實建構出清朝中國固有外政制度及世界觀的歷史實像。通過對於通商制度與外政秩序的建構，來破除「朝貢體系」論的種種謬論。

명지대학교 명예교수로 거란사 전공이다. 국립대만대학과 단국대학교 대학원에서 거란사를 전공하여 문학박사 학위를 받았다. 저서로는 《契丹的東北政策》, 《요금사 연구》, 《거란 동방경략사 연구》, 《거란사회문화사론》, 《韓中關係史硏究論叢》, 《고려시대 대외관계사 연구》, 《국역 요사》(공역) 등 다수가 있다.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