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在1918年出版，马士(1855-1933)是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预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许多新的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当然如上所述，作者虽然也企图给读者以不偏不倚的印象，但其立场是极其鲜明的，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的。

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在1918年出版，马士(1855-1933)是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预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许多新的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当然如上所述，作者虽然也企图给读者以不偏不倚的印象，但其立场是极其鲜明的，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的。

本书以公元前四千年的史前文化时期到公元前322年的埃及第三十一王朝的终结为时间断限，将与古代埃及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分成三大区域对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该书共25万字。该成果从物质交往、宗教交往、文化交往三个方面入手，对古代埃及同埃及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东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系统地阐述了埃及文明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着重于讲述冷战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形成和变动的情况,涉及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台海危机与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80年代中国外交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由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2009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8月推出平装修订版。全书以1931年至1945年为研究时段，系统梳理中国在抗战期间争取国际支持、联合苏联、应对英美妥协及抵制日本诱降的外交历程。 该书通过十二章论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滇缅路关闭交涉、开罗会议等关键节点，分析中国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联合国筹建等举措确立大国地位的过程。内容涵盖国共两党外交互动与盟国合作矛盾，披露中德关系维系与恶化、苏联对华援助等细节，涉及中英军事合作、中美政策转变及中共外交策略演变。书中采用中英档案互证，首次公开抗战后期中苏矛盾及美国介入国共关系等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讲述了：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展开全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由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2009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8月推出平装修订版。全书以1931年至1945年为研究时段，系统梳理中国在抗战期间争取国际支持、联合苏联、应对英美妥协及抵制日本诱降的外交历程。 该书通过十二章论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滇缅路关闭交涉、开罗会议等关键节点，分析中国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联合国筹建等举措确立大国地位的过程。内容涵盖国共两党外交互动与盟国合作矛盾，披露中德关系维系与恶化、苏联对华援助等细节，涉及中英军事合作、中美政策转变及中共外交策略演变。书中采用中英档案互证，首次公开抗战后期中苏矛盾及美国介入国共关系等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讲述了：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展开全部)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