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全面走向海洋。随着海外贸易愈发兴盛，海商群体日益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经营对高丽的贸易。在时断时续的宋丽关系中，宋商不仅灵活自主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还充当着宋丽之间政治、文化交往的媒介，承担着使臣往来、文书传递、难民遣返、文化交流等功能。纵观整个宋代，宋商每年都会常时性地往来高丽，甚至常驻半岛，随时展开贸易；宋丽在文化上也基本实现了“实时”交流。茫茫大海并非阻断交流的重重屏障，而是你来我往的通衢大道。 本书针对宋商这一已颇有研究积淀的课题，不囿于“宋商”“来献”等字眼，通过爬梳《东国李相国集》《大觉国师文集》《湖山录》《破闲集》等高丽时代的文集和宋代相关文献，揭示出许多能够证明有更多的宋商从相当早之前开始便尤为频繁地往来于高丽的间接证据，并据此制成《宋商往来表》以示宋商往来高丽之频繁程度。在钩沉史料并另赋新解的基础上，本书重...(展开全部)

序 论 “使者之称，其来旧矣。”[1]《册府元龟》说使者乃“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又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简单说来，使者在邦国间传递文书或物品，类同信差。以高级官员或能人异士充任信差，就成了使者。之所以要派使者而非信差，其原因不外乎： 其一，向对方表示尊重； 其二，使命较为重要； 其三，使命较为复杂，需要利用使者本人的智慧和魅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而使在其间”。纵横各国间的使者们，胸怀“不夺之志”和“应变之略”，凭借“三寸之舌”而履“不测之险”，最终“克成其绩”者，比比皆是。他们实在是外交家们的先驱。 作为使者，他们能得到史家的最高褒扬是“称旨”二字，即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册府元龟》总结为：“夫使之为善者，在乎宣王灵、达君命，奉辞而无辱，称指而获考焉。” 因此，最初的使者对使命的完成，甚至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都...(展开全部)

宋与高丽关系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转型期，双方由传统的一元朝贡关系转变为复杂的多元朝贡关系。分裂的政治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宋丽关系的“特殊性”，而*能反映这一“特殊性”的就是双方的往来人员。*是使节交聘。与大一统时代不同，此时的官方交聘行为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交聘目的亦灵活多变。第二是商人往来。与唐代是新罗商人主动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不同，宋丽贸易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宋商前往高丽。第三是留学生和求法僧，数量与唐代相比明显有所下降，但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第四是移民。这一时期出现了宋人“主动移民”的案例，他们的移民行为具有和平性、海洋性、稳定性和精英性的特征，与因避难、战争、逃荒等客观因素进入高丽的移民完全不同。这些动态的人群，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活而立体的宋丽关系图：使节手持文书与节钺，举止高雅地在豪华的宫殿里移交国书；商人在繁忙的码头匆忙装卸货物...(展开全部)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的著作。作者从唐朝的疆域和边疆民族概况入手，对唐朝派往边疆民族地区的使者、边疆民族政权派往唐朝的使者进行了分类探讨，进而对使者的选派和接待礼仪、来往交通路线以及使者在唐朝边疆管理中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使者来往是唐朝治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以往学界对唐朝的边疆管理多以“羁縻统治”概称，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改变学界的这一传统认识，对于唐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唐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等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李大龙（1964-）：河北省河间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2000年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20余年，侧重汉唐边疆管理机构、民族关系、高句丽与中国疆域形成等诸多领域。 主要著作：已经出版《两汉时期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汉唐藩属制度研究》（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合著）和《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绪论》（合著）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本书对蒙古与高丽来往文书，尤其对高丽写给耶律楚材的两份文书进行了年代考证。其次，着重考察了元丽关系的特殊性，深入探讨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帝国与农耕民族建立的其他封建王朝，在处理中朝封贡关系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文化理念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本书对蒙古与高丽来往文书，尤其对高丽写给耶律楚材的两份文书进行了年代考证。其次，着重考察了元丽关系的特殊性，深入探讨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帝国与农耕民族建立的其他封建王朝，在处理中朝封贡关系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文化理念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本书分析了从忠惠王到高丽灭亡约五十年间发生的各次重大政治事变，它们主要包括忠惠王时期的“曹頔之乱”，恭愍王时期的“赵日新之乱”“奇辙之乱”“金镛之乱”“辛旽之乱”，辛禑王时期的“池奫之乱”“杨伯渊之乱”、辛禑乳母张氏案、庆复兴事件、“林、廉之狱”，特别是导致朝鲜建国的“威化岛回军”事件。通过对《高丽史》叙事与书写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深藏于表层书写之下的历史真实。与此同时，本书还进一步探究了高丽从以元朝为中心的帝国秩序脱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丽精英阶层认同的变化，以及元帝国的半岛政策如何走向反面、高丽王权提升权力的一系列做法反而埋葬了高丽王朝等重大问题。“政策与暴力”“文本与书写”“由帝国秩序到天下秩序”是全书的主要关注点。

中国与朝鲜、韩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元朝与高丽王朝时期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中、朝、韩关系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998-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由于专业关系，笔者注意到了元代的高丽贡女问题。随着研究的逐步加深，发现元代高丽贡女问题不仅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今天也仍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国内外学界对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有鉴于此，笔者便在导师祁庆富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是笔者在历史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同时，也是我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