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鲁迅研究坚持前期思想启蒙、后期共产革命的两阶段论，遮蔽了中间的“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活动。实际上，鲁迅在1922-1928年先是通过重启思想革命，后是通过参与国民革命，走出了新文化运动因为“不谈政治”以致知识阶级和民众、文学和政治隔绝的困境，最终在反思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学政治”的新模式和“革命同路人”的新形象。因而有必要提出“中期鲁迅”的命题，建构独立的“鲁迅革命传统”，实现后革命时代的领导权转移。

既往的鲁迅研究坚持前期思想启蒙、后期共产革命的两阶段论，遮蔽了中间的“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活动。实际上，鲁迅在1922-1928年先是通过重启思想革命，后是通过参与国民革命，走出了新文化运动因为“不谈政治”以致知识阶级和民众、文学和政治隔绝的困境，最终在反思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学政治”的新模式和“革命同路人”的新形象。因而有必要提出“中期鲁迅”的命题，建构独立的“鲁迅革命传统”，实现后革命时代的领导权转移。

主要摘译自藤井省三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部专著《俄罗斯之影》、《鲁迅》和《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这些著作都是从研究鲁迅的译文入手，围绕鲁迅思想的形成而展开的出入于中、日、俄等多国语境的比较文学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鲁迅研究的优秀成果。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版)》讲述了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

戴震和章學誠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他們的學術基地在考證，但他們的義理則為整個考證運動指出了一個清楚的方向。不過長久以來，學術即有清代兩百餘年的儒學傳統衹有學術史上的意義，而無思想史可言的偏見，本書乃通過對戴震與章學誠之間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並從歷史和心理兩個角度勾劃他們兩人的思想側影。從中不僅清晰而真實地呈現出十八世紀中國思想界的面貌，更能窺見清代儒學和宋明理學之間在思想史上的內在鎖鏈，同時顯示了儒學傳統在清代的新動向。

作者的“内在理路”说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读过此书后，不但可以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含义并为理解清代学术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且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近十多年来围绕儒学现代价值问题的诸多争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戴震和章學誠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他們的學術基地在考證，但他們的義理則為整個考證運動指出了一個清楚的方向。不過長久以來，學術即有清代兩百餘年的儒學傳統衹有學術史上的意義，而無思想史可言的偏見，本書乃通過對戴震與章學誠之間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並從歷史和心理兩個角度勾劃他們兩人的思想側影。從中不僅清晰而真實地呈現出十八世紀中國思想界的面貌，更能窺見清代儒學和宋明理學之間在思想史上的內在鎖鏈，同時顯示了儒學傳統在清代的新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