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奐交遊研究》之寫作目標，旨在運用文獻學研究方法，通過對陳奐生平及交遊之描述，勾勒其學術發展之歷程，凸現其於清代學術史中之地位及影響，以此作爲豐富文獻學、清代學術史研究之嘗試。 本文第一章《陳奐生平及家世》，通過陳奐生平之考察，揭櫫其與師長、友朋、弟子之交遊脈絡，反映陳奐學術生涯之全貌。 第二章《陳奐交遊史料》，主要介紹現存陳奐交遊研究之史料來源。其中，《三百堂文集》為民國間王欣夫先生所輯，已非陳集原貌，所錄之文以陳奐晚年所作爲主，未能反映陳奐衆多友朋之面貌，故僅能作爲交遊研究之材料補充。陳奐《師友淵源記》乃其生前為記錄交遊而作，入錄之人多為親身接觸，所記錄描寫者，多為與各人往還之具體狀況，其中所涉史實，或偶有遺誤，然大都切實可靠，為研究陳奐本人及其交遊之最佳資料來源。《流翰仰瞻小傳》原附《流翰仰瞻集》而行，並未單獨成帙。幸賴陳奐弟子從原冊中錄出，...(展开全部)

1.认识教科书之外的鲁迅。本书以《鲁迅日记》为纲，从风土、生活的角度，记录了鲁迅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如访书访碑、上茶座、下馆子、亲友聚会、赏花骑驴等，全方位地展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外，一个更加生活化，甚至可爱的鲁迅。 2.细节还原一座京味古城。邓云乡是民俗大家，对北京风土极为熟悉，从饭铺、饭馆、饭庄的区别，到京师看花时节，从名人云集的广和居，到各家餐饮的名菜名点，他都如数家珍、活灵活现地予以还原，且文笔简洁、真诚，使人仿佛游曳在百年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领略那个历史时期京味浓郁的凡俗物事。 3.精审精校，增补近40幅配图。于《鲁迅与北京风土》历年版本中精心对比诸版异同并校订讹误，于繁征博引的文字中查核文献并改定谬误，于雅隽萧散的语言中细读慢览并拾遗补缺，同时增补近40余幅图片，可谓名副其实的“图文精选”。 邓云乡以《鲁迅日记》为纲，从风土、生...(展开全部)

以《鲁迅日记》为经，以风土景物为纬， 一个人与一座城：细节还原鲁迅身后的民国北京 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以《鲁迅日记》为纲，从风土、生活的角度记录了鲁迅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如鲁迅先生经常去的琉璃厂的面貌和布局，厂甸的路线及其文化与餐饮老字号，以及鲁迅与朋友雅集的名胜古迹等，同时也涉及诸多20世纪初期的北京风俗与社会生活的细节，保存了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可谓因人而寓景，可谓识小而见大。文笔简洁流畅，颇具真切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同回到老北京的大街小巷，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细细游览、品味老北京。

《鲁迅与北京风土》：邓云乡先生以《鲁迅日记》为纲，从风土、生活的角度记录了鲁迅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抚昔追今，因人寓景，可谓识小而见大。文笔简洁、真诚，游曳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充满浓郁的风土特色。读之可从书中看到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访书访碑的形象、气氛，怀想鲁迅先生徜徉于北京城的情景，追思鲁迅先生不同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种风采。

姚鼐，清代著名的散文家，桐城派之集大成者，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本书深入研究了“桐城亦有诗派”、姚范的诗学思想和姚鼐的诗学思想，重点分析了姚鼐的游记散文、墓志文和传状文，系统梳理了姚鼐的信札交往情况及与辽东朱氏、灵石何氏、麻溪吴氏、曲阜孔氏、新城陈氏等家族的交游，即从姚鼐的诗学思想、散文成就、生平交游等三个视角集中阐述姚鼐如何为桐城派开宗立派。本书观点新颖，立论有据，行文雅洁，是桐城派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志在厘清宋季权臣贾似道及其与周边文人的交游，在误国权奸的习见判词之外展现出更其丰富而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风雨飘摇的宋季政局下权臣与文人们具体而微的历史时空，由此为宋季文学文化研究带来重新评估的可能。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计六章。上篇“贾似道的实相与虚构”三章旨在梳理贾似道其人的历史功过、政治举措之于四学及其形象之文学接受，历史事迹点面俱到，从历史原型与文学嬗变，得出更为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物进退心理的结论。下篇“贾似道与宋季文人社会”三章从贾似道及其周边文人的主客活动、文学交际、文人交游三方面入手，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将文学与历史、艺术史相结合，生动展现宋末权臣贾似道与周边文人的诗词唱和、博古好事与政治上的勾结争斗、帮闲帮忙的历史图像。

本书从士大夫群体结党和交游活动入手，考察汉晋时期的政治史。汉晋士大夫通过结党和交游联合起来，与外戚、宦官和执政者合作或斗争。结党、交游是士大夫谋取利益和表达志尚的重要方式，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本书试图在家族因素之外，探寻其他解读汉晋政治史的视角，希望能对学界研究汉晋历史有所帮助。

主要摘译自藤井省三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部专著《俄罗斯之影》、《鲁迅》和《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这些著作都是从研究鲁迅的译文入手，围绕鲁迅思想的形成而展开的出入于中、日、俄等多国语境的比较文学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鲁迅研究的优秀成果。

既往的鲁迅研究坚持前期思想启蒙、后期共产革命的两阶段论，遮蔽了中间的“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活动。实际上，鲁迅在1922-1928年先是通过重启思想革命，后是通过参与国民革命，走出了新文化运动因为“不谈政治”以致知识阶级和民众、文学和政治隔绝的困境，最终在反思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学政治”的新模式和“革命同路人”的新形象。因而有必要提出“中期鲁迅”的命题，建构独立的“鲁迅革命传统”，实现后革命时代的领导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