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细密的文本分析和严谨的史料考证，从声律和风骨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了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钩稽出不少为人所忽视的五言律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日晷文库》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了动态的，历时的考察；下编则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多层次地探讨了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且巨的影响。全书既有细密的史料考计、独特的文本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为进一步认识初盛唐诗歌的发生机制，深刻理解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初盛唐诗歌的艺术进程，盛唐诗歌艺术精神的形成，都与隋唐之际发生的中近古文化转型息息相关。

《初唐诗歌系年考》内容简介：仆昔年为诸生讲授古代诗词，尝以“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四事为阐释作品前提。通训诂与明典故，意在理解作品；察背景与考身世，意在理解作家，亦即《孟子》“知入论世”之谓。然悬的虽高，力初未逮。讲授时每就某一作家之某一作品为言，而未及于此作家之全部作品，尤未能考订此作家于其所处时代中之位置。诚如张炎之评吴文英词，所谓拆下七宝楼台而不免失之支离破碎，终不能成片段。今通读彭庆生兄《初唐诗歌系年考》，乃知考订作家作品，必先有一全局观念，然后入于深层次，而逐一求此作家成诗之确切时间，始获探骊得珠之效，而治学之乐，亦在其中。比之今人治学，或浅尝辄止，或游谈无根，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计。此仆所以欢喜赞叹，不避“戏台内喝彩”之讥，而乐为庆生之大著弁一言之由也。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考察盛唐雅俗流变的历程；下编紧扣住音乐雅俗流变中的核心要素具体考察它们对盛唐诗歌创作、传播、接受等方面的具体影响；最后总结出它们对于盛唐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地位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之一种，聚焦魏晋至初盛唐这一时段的诗歌叙事传统研究。 本书首先从概念上对中国文学中的“事”“情”“叙述”“叙事”等概念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和辨析，认为中国文学中的“事”与“叙事”的义涵不等同于建立在西方文学传统上的叙事概念，“情”因事起，情中有事，情与事有关联，也难以截然分割。而叙事作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和技术，也是客观存在。从逻辑和学理上论证了叙事传统在这一时段的存在及其基本特征。其次，本书从文学史、文体史演进的角度，考察叙事、抒情之互动作为诗体演进的动因之一，如何推动着两晋南朝的诗体新变，推动着中国古典诗歌从古体向近体的演化。最后，在大的文学史、文体史的框架脉络下，通过重点作家、作品、作家群的案例研究，揭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在此段的具体表现和运行机制，阐释叙事传统对中古诗歌风貌特征...(展开全部)

本书从雅乐与俗乐入手，考察中唐雅乐与俗乐的发展，然后基于雅俗变来考察中唐宴乐之风的兴盛，揭示宴乐之风对于此时诗歌创作队伍和创作内容的重要影响。书中作者从音乐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雅乐与俗乐的发展流变入手，来考察音乐发展对于诗歌的影响。而且考察了雅乐与俗乐的区别、源流，并且在考察它们在中唐的流变过程中找出它们对于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介质——宴乐之风，进而由此来考察了创作队伍和创作内容的新变，并对其中的乐器诗、乐舞诗、乐歌诗和乐人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

本书以晚唐齐梁诗风为研究对象，从形式、内容、辞藻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与齐梁元素有关的晚唐诗学现象。不仅归纳了晚唐齐梁诗风的主要表现及其随时代流变的规律，分析了晚唐齐梁诗风所涉及作家的出身阶层、人生经历及不同类型，更从体裁与题材的组合方式出发，分析了齐梁诗风与晚唐时代相结 合的种种可能。从体裁角度，将晚唐齐梁诗风涉及的体裁分为两类，即产生于齐梁的典型齐梁体裁与盛唐以后定型并兴盛的非典型齐梁体裁；勾勒晚唐诗人学习前者的努力，以及将后者与齐梁元素融合的努力。从题材角度，总结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的八大题材，由此探讨晚唐齐梁诗风与齐梁诗学的关系，并分析晚唐诗人凭借唐诗系统中不同体裁处理齐梁题材的不同方式。通过以上研究，对唐诗体系及近体诗演化史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本书以晚唐齐梁诗风为研究对象，从形式、内容、辞藻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与齐梁元素有关的晚唐诗学现象。不仅归纳了晚唐齐梁诗风的主要表现及其随时代流变的规律，分析了晚唐齐梁诗风所涉及作家的出身阶层、人生经历及不同类型，更从体裁与题材的组合方式出发，分析了齐梁诗风与晚唐时代相结 合的种种可能。从体裁角度，将晚唐齐梁诗风涉及的体裁分为两类，即产生于齐梁的典型齐梁体裁与盛唐以后定型并兴盛的非典型齐梁体裁；勾勒晚唐诗人学习前者的努力，以及将后者与齐梁元素融合的努力。从题材角度，总结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的八大题材，由此探讨晚唐齐梁诗风与齐梁诗学的关系，并分析晚唐诗人凭借唐诗系统中不同体裁处理齐梁题材的不同方式。通过以上研究，对唐诗体系及近体诗演化史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

宇文所安的代表作（英文版初版于1980年），《初唐诗》的姊妹篇，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盛唐。作为一个汉学家，宇文本书的立论颇为新颖大胆，质疑乃至否定了许多习见的、传统的观点，比如李白杜甫并非盛唐诗的典型（王维是），王维、孟浩然并非如人想象的那般风格相似；主宰盛唐的是由南朝宫廷诗衍变而来的“京城诗”，而盛唐的伟大成就却是由京城外部的诗人创造的，等等。 本书的文学史描述比较全面、完整，轮廓清晰地阐述了作者的一个中心观点，即盛唐诗歌的标准不是由我们所熟知的几个大诗人来界定的，它也不是被切断了历史的一个多姿多彩、光辉灿烂的瞬间，而是在诗歌观念、题材、风格乃至技巧等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变化的复杂过程。除了这种高屋建瓴的史的视野与脉络外，对几个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等）长篇的细读分析也非常新颖到位，有许多感受和分析是作者的“独家”，也是他的研究特色。